第四百四十九章 两京恩怨
众皆无语,就连年幼的越王杨侗都觉得韦津这个民部侍郎做得太过了。
东都和西京的矛盾太大,迁都的背后不仅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关陇贵族集团及关陇地区利益的损失,是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激烈博弈,还是改革和保守、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一次强烈碰撞,所以都城虽然迁了,甚至迁都快十年了,但因为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越来越大,关陇人又竭尽全力予以阻挠,再加上圣主一次次南下北上巡视四方,还连续发动了西征东伐两场对外战争,导致中央始终没办法把精力完全集中到迁都一事上,很多细节性的和根本性的工作都没有完成,甚至有些工作因为阻力太大都没有正式启动,结果便形成了两京共存之政治畸态。
两京共存的政治畸态,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城池、禁中、中央府署都去了东都,人也去了东都,但心却留在西京,东都只是个躯壳,而西京则是灵魂。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政治集团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也不能理解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更不能将其解释为中土发展壮大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而是对国之权柄的一种人为的割裂和伤害,集权的步伐迈得太快,走得太急,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土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土历经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刚刚统一不久虽然吃饱穿暖但距离元气的恢复尚遥遥无期,它终究还很虚弱,任何急功近利或者拔苗助长的不当疗法都会给它以致命一击。
面对现状,东都的想法是,等我把内忧外患解决了,赢得了一个长期且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大环境,我就动手把西京这个痼疾根除了,而西京自始至终就没有放弃夺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西京的想法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竭尽全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持续不断地破坏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最终达到摧毁东都之目的。
今日东都的这场危机,实质上就是源自两京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始作俑者就是西京,西京就是危机背后的幕后推手,就是危机爆发的源头。
如果东都代表了改革、激进、新生和未来,那西京就代表了复旧、保守、腐朽和没落。杨玄感、弘农杨氏以及所属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政治理念本质上是保守和腐朽,是西京政治利益的代表,所以在东都的眼里,杨玄感及以他为首的叛逆同盟与西京的利益诉求完全一致,两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西京不但不能信任,更不能让西京军队进入东都战场,,那纯属引狼入室,自寻死路。
现在韦津竟然公开提出要去西京求援,这是什么心思？刚才他还振振有词的质疑樊子盖可在东都城下看到了杨玄感,阻止他如实奏报圣主,但一转眼,他又振振有词地说东都危急,他要去西京求援。老家伙,你变脸比翻书还快,还有没有底线？
越王杨侗向杨恭仁投以求助眼神,他不知道如何答复韦津。
杨恭仁暗自叹息。韦津是开国勋臣韦孝宽之子,关中韦氏的中坚力量,他在东都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关中韦氏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西京的立场,而从韦津的举动中可以看出,西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到东都这场“大戏”上演了。
与此同时,可以肯定,随着韦津的离京,谣言也将甚嚣尘上,东都的贵族官僚们必定闻风而动,以最快速度逃离东都,避难西京,东都很快就会变成一座空城。东都陷入混乱,必将影响到东都的坚守之策,而东都贵族逃亡后,东都也就失去了大量的“质任”,杨玄感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狂攻,西京、军方乃至地方大员们也乐得以轻松心态坐山观虎斗作壁上观,如此东都失陷的可能大大增加,一旦东都被毁,变成废墟,西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好算计,看上去一切尽在西京的掌控中。
杨恭仁轻轻颔首。
“善”越王杨侗小手一挥,“那就辛苦武阳公了。”
六月初六,河北,河间郡,景城,河北讨捕大使行营。
现在行营内的河北将士已多达六千余人,这证明博陵崔氏和崔弘升在河北的号召力还是非常大,永济渠以北九个郡县都给了崔弘升以积极支持,而永济渠以南五个郡贼势过于猖獗,有心无力,反而需要崔弘升的帮助。但河北的资源终究有限,两次东征几乎耗尽了河北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致于当永济渠以南郡县连遭天灾后都未能有效赈济,结果叛乱迭起,天灾加人祸给了河北沉重一击,在这种恶劣局面下,崔弘升能在短短数月内征召到六千余将士、两万余工匠民夫,还有维持数月戡乱剿贼所需的钱粮辎重,已经难能可贵了。
然而,无论是圣主、中枢还是东都,都对河北局势迟迟不见好转,对河北叛贼屡剿不平十分不满,对崔弘升这位河北讨捕大使更是极力施压,但崔弘升不为所动,他是河北人,必须把河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无节制的“敲骨吸髓”置河北于死地,那是竭泽而渔,亦是自掘坟墓。
但是,当杨玄感发动兵变,河北、东都乃至整个中土局势发生变化后,崔弘升所坚持的这一“保守”策略的弊端就显露无遗了。如果他的帐下有两三万大军,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南下平叛,一鼓作气拿下黎阳,既能保证河北利益,又能轻松建功,然而现在他的兵力有限,拿不下黎阳,只能站在一边“于瞪眼”,眼睁睁地看着局势恶化,束手无策,这个后果就严重了,将来圣主是否追究他的罪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现在没有足够强悍的实力威慑河北人中的某些居心叵测者,一旦这些人乘机混乱了河北局势,加大了这场兵变对中土的伤害,崔弘升就难辞其咎了。
所以当杨玄感于初三在黎阳举兵叛乱的消息传到大使行营后,一些贵族官僚惊慌失措之余,对崔弘升前期的保守举措颇有微词,虽不至于横加指责,但怨言满腹是肯定的。你为了自己的名声既不愿得罪地方势力,又过于怜悯草芥蚁蝼,事事留有余地,结果形势一变,被动了,不但未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反而给整个河北都带来了灾祸。
崔弘升镇定自若,似乎早就料到自己的保守策略会遭人诟病,始终保持沉默,而他身边的贵族官僚们抱怨归抱怨,却无人催促他马上做出决断,因为治书侍御史游元就在黎阳,不论游元是主动还是被动甚至是被强行挟持参加了这场兵变,都会给河北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所以急切间崔弘升根本就拿不出对策,只能焦急等待有关游元的确切消息
当天晚上,游元被杨玄感杀害的消息传至行营,崔弘升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而他身边的贵族官僚们却是大大的松了口气,庆幸、悲伤、愤怒之余,非常疑惑,不知道杨玄感为何要杀害游元,为何在举兵之初就公开与河北人反目,为何非要给自己树一个强敌,这太匪夷所思了,一个活着的游元对杨玄感来说意味着可以掌控更多的主动,但对崔弘升和河北人来说就是灾难了,如此简单的道理就连一个痴儿都清楚,杨玄感竟视而不见？绝无可能,杨玄感不但不会杀害游元,反而会竭尽全力保全他的性命,所以游元肯定不是杨玄感杀的,而是另有其人。
谁会杀死游元？从当前形势来分析,杨玄感若要发动兵变,最佳时期应该是七月,圣主和远征军围攻平壤之刻,而此刻远东雨季刚刚来临,战事稍缓,圣主和远征军都还没有渡过鸭绿水,一旦国内有变,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所以六月初对杨玄感来说是最不恰当的举兵时机,但杨玄感举兵了,唯一解释就是迫不得已已而为之,而游元之死必定是他不得不提前举兵的原因之一。
游元奉旨与杨玄感一起坐镇黎阳督办粮草,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监察纠劾,每日都要奏报圣主和东都,特殊时期为保密肯定有约定暗语,游元一死,联系断绝,这事就瞒不住了,接下来黎阳就成了“焦点”,正在筹划兵变的杨玄感根本没办法隐藏自己的秘密,只有提前举兵。
杨玄感在最不恰当的时机发动兵变,兵变成功的胜算就小,那么谁要置杨玄感于死地？这个人不但知道杨玄感的秘密,还精心做了一个“局”,而杨玄感在这个“局”里就是个诱饵,那么这个人要钓一条什么样的大鱼？游元在这个“局”里也是个关键棋子,杀了他,这盘棋立即就活了,而当今世上,谁有能力拿杨玄感做诱饵,拿游元做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间？
崔弘升理所当然成了怀疑对象之一,因为很显然,杨玄感举兵后直奔东都而去,必定要挑起皇统大战,而当今中土深度介入皇统之争的大豪门就那么几个,个个都是怀疑对象。
局势危险了,复杂了,难以预料了,大使行营内的气氛异常压抑。
崔弘升迅速做出决策,连夜拔营,十万火急赶赴黎阳平叛。
又紧急报警于山东豪门世家,河北地方豪望,尤其是邯郸和清河两地贵族,发出严正警告,务必约束太行和清河诸贼,不要参与这场兵变,不要趁火打劫荼毒河北,否则后果自负。
又急奏圣主和行宫,告之杨玄感谋反,游元被杀,永济渠已中断。
又火速向涿郡留守段达求援,恳请段达马上调兵遣将,南下东都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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