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 开源之资本流动
最先大范围使用宝钞的必然是税部，这得益于大虞建国以来对税制和田赋的控制和变革。
在摊丁入亩之前，大虞的税分为三种，官田缴租，私田纳税，其他为敛财而设的商税铺税盐税关钞等统称为赋。前两者为粮，入各地官仓或皇仓，后一种收时为铜，运时折成白银，入国库或内库时，则兑成黄金。粮有鼠雀耗，银有火耗，为保最后缴纳的钱粮足额，这些额外负担都摊派到老百姓身上，而这些多收的部分可想而知会有多少猫腻。
几千年来，官员权贵的田地都享有‘优免权’，所以到大虞开国前，归朝廷控制的纳粮田急剧减少。定朝开国时，继承了唐朝大部分的国土，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但在济朝末帝登基当年，‘已减强半’，仅有五亿一千万亩。这几百年里，不但新垦之地一亩都没，还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难道是被从不占地定居的游牧民族抢走了？还是边疆纷纷自立为国让国土流失？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五分之二的国土完全是进了皇亲贵戚文武勋贵和豪门富户手中。
他们可不用纳税，国库的负担全转嫁农民头上了，能不起义闹事么！
每次一闹事，本身就占了万顷良田的有识之士会蹦跶出来几个，喊口号要‘括隐清丈’，可谁干啊，他们自己家人都不愿意。即便括出来了，换一茬官，新田又有了新主，朝廷和国家还是只能欺负小老百姓。
大虞立国之后，感谢匈奴和羯夷的帮忙，占据最多良田的皇室一下子变贫农，西部和北边的大量无主土地都归了国家。太宗没把这些地全分给新贵亲信，纳为‘国田’，先以清点各地无主之田，分封功臣的名义，让各地护军掌兵之人‘协助’量地计丁，上报田地和人口情况，为了防止投身为奴，还特意限定了不同等级人家的奴仆数量。经过地方豪强和这些中央下基层的骨干们扯皮撕逼之后，大部分城县做到了‘丈无遗地’，彼此达成一致，分好蛋糕，报上数来。一下子入鱼鳞册的田地达到近十亿亩，人口九千五百万，若计上没入册的非齐民，实际人口数量应已过亿。这时，太宗才公布‘国田政策’，每城每县的所有土地，按田地亩数核定一个定额税粮，国田由官府租给农民种，国田收缴的税粮便是文武勋贵宗亲皇室的禄米。
我皇帝的田都拿来养你们了，你们这些人还好意思和我嚷嚷‘免税权’？
此令颁布的次年，风调雨顺大丰收，田赋收入近四万石。太宗进一步减轻赋税，核定每年税粮总额为三千五百万石，永不起科。按平均亩产三石半左右来算，这个赋税并不重，一直维持到世宗上台都没动过。
雄才伟略的太宗只初步做到了‘量地’一事，清丈了大虞的总田亩数，另一方面的‘计丁’未能实施，没把力役改为雇役，也没彻底废除免税权。免税权的存在，让地方豪强有办法减免自己的税，挖国田墙角，说明纳粮的不一定是田地主人，或说他们只交一小部分，或由在册的散户农民来承担本地所有田地的定额赋税和徭役。即便没有前朝的横征暴敛和大肆修堤挖河这种苦役，当个平民也不轻松，因此，民间还是延续了‘宁为奴，不为民’的习俗。
经历了傻缺高宗的一小段混乱时期，世宗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定让步，给一部分地区或权贵特别的蠲免，总体税粮减免到三千万石。一旦世宗大权在握，之前退了一小步，必要前进一大步，不可避免地要动定额税粮之外的这块蛋糕。
顾翱借谢家之势在琅琊开了个好头，改免费征伕为雇工劳役，把收缴的税从定额粮税变为折算后的银税，使得免缴税粮的‘免税权’成为一纸废令，征税的对象直接变为名下拥有土地的人。一套组合拳下来，这些年总共析出齐民两千多万，把没有地的多余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有了商业大发展的基础。
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前提是钞关的裁汰。前朝建了那么多运河水利，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的皇帝南巡泡妞，完全是一泊一关，而且这个关税还可‘纳物中钞’，即拿物抵银。当地官府缺什么，就以何为‘中’，抵扣多少金额，不是按物的价值，是看官员心情。一匹马售价三百银，过关只抵五两税，或是百铜不到的一匹粗麻布能折钞一百两，开心死宝宝啦！
太宗大刀阔斧地把这块银子砍了，可通航之处，一城仅一码头可收关钞。当时有官员上折诉称，若仅有官泊收费，会形成无船停靠官泊，都去免费的野码头的局面。太宗直接甩了折子去他脸上，‘你敢保证以后治下野码头一文不收，老子奖你一城关税’！
事实证明，专跑国内水运的漕商果然一点儿不傻，停在官泊，只用交核定的税银，其他地方敢拦，拼武力值吧。尤其通海之处，漕商们都爱花钱请安东军跟着一起跑跑国内河道，比起一道上被讹诈的过路费来说，这点孝敬不算啥。所以近两百年不出海打仗的安东军普遍水性尚好，个个不晕船，也是托了漕商的福。为了避免关钞也被滥征，太宗核定了‘三十税一’，不许折抵，而且对于运量最大的布茶盐铁等核定一个比较公允的价钱，按此价计税银。次年，这部分税银比前朝末年高了三倍，达到二十八万余锭，一锭十两，近三百万两。加上其他定额铺税等杂项，共计三百八十万两。发展到现在，各处码头基本上也不用官员搬个凳子坐岸边挨个船的收钱，船家每过一地就主动去官府报备吨数货品等消息，交笔小钱完事。
税部为聚财，那需要散财，才能完成整个资本流动。国家拿到这些银米会如何花出去呢？
太宗初年，地方存留粮总数约三百万石，作为各地行政支出，四方军五到八百万石军粮，各地护军的漕粮四百万石，京粮五百万石养官，二百万石养内宫，五百万石用于宗亲，余下三四百万石折银归为内库。所以田赋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皇宫消费，没什么剩余。国库不到四百万两的银子，要养活一个人口可能上亿的国家，那就是个笑话。发放了百官俸禄军饷防汛银宫葺银等重头戏后，所剩无几，也不怪李枞打上任开始便日日哭穷。
偌大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数的，每年的产出基本恒定，只不过大部分没摆在台面上。国库没钱，不代表内库没有，更不代表官员们会穷到只靠薪俸禄米过日子的地步。太宗的登基靠的是个人建立团队，而不是联姻或继承，他的强势在于，除了掐着土地和赋税这一边，还在私底下控制了各种垄断性的产业。内侍派出去做矿监盐监茶监等，正是‘奉旨捞钱’，所有的矿山海边最大的盐田各处最好的茶园桑田，沿海的海贸等行当都直属于他一人。把持这些产业的内侍再贪婪，再换个内侍去，哪怕前任贪了根针，继任者都能给他挖出来。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内侍监，其中贪得最狠的一个，抄出黄金百万两。
作为独家或最大的供应商，这些商业利润和******成果自然都归了内库，其他商人只是中间环节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给你们加税啦。
如果说国库是‘取之于民，只用于民’，内库便是‘聚举国之力，为帝王之商’，皇帝是最有钱的商人。所以，从太宗玩这一手开始，内库从不缺钱，除了明文规定的军饷俸禄，额外的银钱赏赐都从内库出。太宗无视烂泥儿子，去世前直接把内库交给世宗，这是世宗可以无视高宗想换太子的愚蠢举动，坐稳帝位的原因，当然也是高宗敢弄出那么多女人和孩子的底气所在。
有个善敛财的开国皇帝，商税低廉，商业自然繁荣昌盛，有圣眷的宗亲勋戚文武新贵可以跟着一起喝口汤，被拒之门外的人只能一腔热血投入对土地的热爱之中。对于不缺钱的世宗来说，商业肯定不是他最关心之事，他的精力全花在对土地和勋贵的控制上。世宗末年，基本完成摊丁入亩之后，国库以银为税，只从几处鱼米之乡，先以定额税款购入谷粮，一并入库作为存粮。御极四十载，三公六侯九伯之爵，不少换了人来做，从前的勋贵旧戚几乎淘汰一半，更不用说只能领白银禄米，却无太多田地的不入流宗亲，被抛弃的人家，都是不能和皇帝站一条线上的累赘。
世宗给神宗留下一群比较听话的臣子，安稳的政局，和满满当当的内库。神宗元年，国库银米总计约三千三百万两和五百二十万石，内库却有近三千万两余银，作为非产银国，可以说大虞近九成白银都在国家控制中。
神宗执政十几年，这个数字更是有增无减，全国土地平均田赋为‘上地三分中地两分下地一分’，之前握在皇帝手中的垄断行业，要么像茶布一样完全开放给民间，要么如矿盐等并入皇家产业，三成商税归国库三成归内库。所以在东瀛和海外流入的白银支持下，神宗十年的国库存银高达九千八百万两，存粮八百二十万石，内库八千万余两。
看起来国富民强，仓禀殷实，为什么仍有反对新政的声音？
神宗元年和十五年的两个数字，其构成差异极大。三千三百万银，八成半是田赋，还拿出一些购置存粮，即杂税银大概五到七百万左右。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里，因为有了安南东北卑谬高丽等地的粮产，尤其是去年的东北大丰收，让田赋创了历史新高，增加到四千二百万，剩下的五千六百万，各地钞关并市舶税计三千一百万，登记制下的商税二百万，赃银三百万余，余下两千万皆由免商税的皇家产业贡献。
缴税多，意味着创造的财富更多，但是从田地持有者的角度看，他们能得到的孳息和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并没多大不同，即便他们买了新地新农具，比起商业提供的增幅，亩产的增加简直是毛毛雨，甚至愿意给他们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逼得他们花更多钱去雇人买机器。
这些反对者有通过科举吏考掌握权柄的现任官员，他们在执政时，自然想‘恢复旧制’，废除保护商人的新法和限制流民迁徙，可考成法不答应，连续三年不到中等，就得去边远山区实现这个梦想了。不走仕途之人想转行与商贾为伍，或抱上皇家产业的大腿赚钱，又有不少因为经验不足，从零开始，被海上风暴或黑死病坑了一笔，得花大钱买了个教训。
穷者越穷，富者愈富，清贵的名声和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得靠钱来维持滴！
激进的反对派认为他们的窘境都是新政造成的，皇家产业在帝后的庇护下‘与民夺利’，没看从‘蛮夷之地’运来的稻米卖得比我们本地米还便宜么！这样‘国人’赚什么？！工造局的耕犁机那么贵，这些钱搁我爷爷那辈，能买百来个佃农了！所以恳请皇帝废除新政，让一切回归原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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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好学生，‘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学政经必知的词，真是一种玄之又玄的玩意儿。类似这种人文科学概念，一般都是事后诸葛亮总结而成，对当下过日子的人来说，不会突然‘叮’的一下，蹦出个赵老师画外音来广而告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非洲大草原的雨季过后，又到了‘萌芽’的季节”。
顾辞深刻记得，西方的萌芽带来了欧洲资本面向全球的急速扩张，而中国的萌芽长势缓慢，还没等抽条，便被海那边而来的八国联军踩到泥里当了肥料。在皇家产业运作这么多年后，她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出主意，让大人们去操作运营的小女孩了，虽不懂判断什么是萌芽，不懂如何解决反对派的声音，但她可以通过袁懿，将内库聚集的资本散出去，尽可能的实现‘还之于民’。
‘资本即是聚财’，如果说西方式的扩张是为了得到足够大的市场，用商业模式和商品攫取更多资本，那么大虞本身就有足够广阔的体量可以容纳和完成资本的循环流动，皇权手中的资本通过行政手段去到地方，同样能带动当地的资本聚集。
现在，全国甚至海外至少六成以上商人依靠皇家产业而活，国库内库文武百官勋戚显贵的赏银各个学府的资金军备军资数以万计的雇员等等都是它养着，比田地更能产生财富，价值只会越来越高。在皇家产业这个怪物面前，不论是想用手中权势驱逐其影响，或侵占其好处，难度如同蝼蚁撼树。换哪个皇帝，即使把股份全部收回手里，只要想让它像现在一样赚大钱，就得按设定好的奖惩机制来运作。
她梦想的良性循环是依靠皇家产业的对外竞争力聚集西方资本，通过朝廷和皇帝的手，花在大虞的基础设施和军事技术服务上，保持自家产品在海外的倾销和优势。即便缺少海贸这一环节，在目前大虞控制的版图内，一样能实现这个模式，套句老话，外国需要大虞，大虞不一定需要外国。
‘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这种‘以外商养内民’的模式持续个小百年，该出现的新思想和新阶层也差不多定型了吧？怎么也能护住那一丁点小萌芽了吧？八国联军来再多少人，打个持久战耗死丫挺的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