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和权力勾搭成奸09
商人和权力勾搭成奸09
梅尚玲在现场收集的东西，绝对是普通人不可能想象的，包括了厕所里未冲走的水，没有倒掉的擦便纸，便池壁的残留物，所有的餐具，任何一个房间垃圾篓中的一切丢弃物，以及可能捡到的全部烟头。总之，只要在现场可以见到的物品，她全都搜走了。
与此同时，王会庄专案组成员到达雍州后，并没有回到省纪委也没有放他们回家，而是直接拉到了郊区的一家宾馆。不是省纪委办案的定点宾馆，而是另一家和公安部门关系密切的宾馆。
在那里，省纪委和公安厅刑警总队早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他们刚刚下车，便被集中告之，由于王会庄案出现新的疑点，目前难以排除他杀嫌疑，省公安厅已经正式介入此案。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专案组任何成员，不得离开这间宾馆，不得和外界联络，不得相互串联。所有人的行李，均由公安厅专案组统一检查。每个人的房间早已经准备好，房间里为大家准备了衬衣和内裤等，所有人回到房间后，在公安人员的监督下，换下内衣交给公安人员。
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找到某人曾使用过安眠药的证据。
王会庄死亡已经三天时间。三天时间里，足够做很多事，还能残留些什么痕迹，梅尚玲一点把握都没有。当然，找不到也不要紧，至少可以给某些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明白，上面已经怀疑王会庄的死因并且开始调查了。上面也不可能无端地怀疑，一定是发现了某种证据。从刑事侦察角度看，只要你作案，就一定会留下证据，关键在于，这类证据是否被发现。
面对调查，某些人还稳坐泰山，从容若定，那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就算是几进宫的惯犯，面对调查，也不可能当着没事一样，心理起伏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就是美国研制出测谎仪的理论基础。具体到杀人案这类大案，未犯案之前，你可以自我安慰，说你的心理素质好，任何巨大的压力都可以承受。你也可以自我暗示，说你的计划天衣无缝，能够破获如此精妙谋杀案的刑警队长还没有生出来。真的作案后，事情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像你手里拿着个橡皮擦，自信满满地说，能将任何白纸上面的痕迹擦掉。痕迹真的出现，你是否真能完全擦掉，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你真能将物理的痕迹擦掉，心理那道痕迹，是无论如何擦不掉的。有关方面就此进行调查，你心理上的痕迹，就会愈加显影。
梅尚玲确实是在努力地查找证据，同时也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事实证明，这着棋走得很对。死人事件发生后，日常工作全被打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工作停顿了。当然。这些停顿的工作，是一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也恰恰是这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为侦破此案，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比如说，专案组所在的二楼，每一个房间都没有单独的厕所，只有两间公共的厕所，男女分用。生活组安排了专人打扫卫生，这打扫卫生的人，必须每天清理厕所垃圾篓中的脏纸，还需要每天清洗便池。死人事件发生后，大家都意识到，在这里大概住不了几天了，这类事，能省就省。垃圾篓里的纸，再没有清理过，而便池就更没有清洗，顶多也就放水冲一冲而已。有时候，冲得不彻底，便池周边，便会有残留，下一次有人来大便，新的粪便又会沾在残留物上面，最后会越结越多，仅冲一冲，肯定冲不掉。所以，梅尚玲着手搜集证据的时候，在两个厕所里，全都收到了未曾倒掉的便纸以及残留在便池里的粪便。
作案者自然也清楚这些东西很危险，但他不能自己去处理。专案组毕竟有明确分工，你如果对那些便纸显得超于工作范围的热情，那就实在太可疑了。
为了避免与外界接触，专案组安排了专人做饭。二楼自然不能做饭，做饭只能到一楼食堂。吃饭的时候，专案组成员不能离开二楼，因此只能集中在二楼的会议室。生活组的同事在一楼将菜做好后，抬到二楼会议室。通常的伙食标准是三菜一汤。饭菜是不方便置于楼下厨房里的，那里是公共场所，每做好一个菜，就需要有人将菜抬到二楼。所有菜做好后，生活组的同事，开始分菜，分在餐盘之中。吃的时候，每人一份，包括王会庄在内，全都以同样的方法进餐。偶尔，王会庄如果抱怨饭菜不好，会给他特别加点菜。为了方便清理，要求所有成员，在会议室里集中用餐。大家吃完后，肯定会有些残菜剩饭，生活组便会将所有餐具清理一遍，并将会议室简单打扫一下。一般情况，办公室里的垃圾，只会被打扫后堆在一起，待第二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再一齐清理。可第二天发生了王会庄死亡事件，这些垃圾，便再也没有清理过。
不仅厕所和会议室的垃圾没有及时处理，每个房间的垃圾，也没有及时处理。正常情况下，所有房间的卫生，均由生活小组负责打扫。每天打扫一次。出事后，生活组倒也还打扫卫生，只不过，没有像以前那般认真负责，他们仅仅只是拿扫帚将房间扫了扫，垃圾篓里的垃圾，并没有及时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也没有及时处理。
这所有垃圾，全都被送到了金昌市公安局进行检验，检验项目也只有一个，这些垃圾里面，是否含有安眠药成分。结果也正如梅尚玲所料，从某些垃圾中，检出了安眠药的存在，最后通过分析，认定安眠药是被安放在当晚的汤里面的。
将药放进汤里，显然是最佳选择。作案者将药倒进汤里，只要稍稍搅几下，基本就匀了。有关人员舀汤的时候，通常也会将勺子在汤里搅动，又可以避免药物沉淀造成过分集中。相反，如果放进菜里，就不那么容易搅匀了。安眠药不匀，便可能出现一种后果，某人摄入严重超量的安眠药，导致深度昏迷甚至死亡，这样的事件一旦出现，整个谋杀阴谋就暴露了。此事的要点在于，每个喝汤者，都摄入适量安眠药，能够起到增强睡眠的效果，却又不引起怀疑。
案情已经基本清楚，有人在当晚的汤里放了安眠药，目的就是当晚作案。所有喝过汤的人，当晚都会犯困，一旦睡着，因为药物的作用，不那么容易醒来。此时，安眠药就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让王会庄进入熟睡状态，在作案者将他吊上去之前，他不那么轻易醒来，自然也就不会挣扎，避免了因为挣扎抓伤作案者的可能。只要将他成功地吊上去，毕竟，他只是睡着了，一旦颈部出现压迫，肯定会立即醒来，醒来之后，便会挣扎。这种挣扎，便能给日后警方勘验时，留下死前上吊的关键性证据。毕竟，公安局认定他是上吊死亡，而不是死后被吊上去的话，通常不会考虑检测他的胃内消化物。而王会庄被吊上去后，就算再怎么挣扎，时间短，力度也相对较弱，除了作案者，其他人都因为安眠药的作用，正处于深度睡眠之中，醒来并阻止事态发展的可能非常之小。
接下来需要查清一件事，当天晚上，有哪些人没有喝汤，或者只喝了极少量的汤。可以肯定，作案者当晚要保持清醒，绝对不能过多地喝汤。
有关这件事，调查起来并不难，因为此前的汤，大家都喝了，偏偏当晚，有三个人的汤，一点都没喝。生活组负责清理的人记得很清楚，他们是组长曹满江，当晚有值班任务的薛靖海，以及另一个组员江勇刚。这三个人，立即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曹满江承认自己没喝汤。他说没喝汤仅仅只是不想喝，因为当天喝多了水，尝了一下那汤，觉得味精放得太多，就不想喝了。薛靖海却不承认自己没有喝汤，他说，他把所有的汤都喝下去了，记得还曾和身边某个同事说过，今晚的汤真好喝。他说出了那个同事的名字，相关人员找那位同事求证，那位同事却说，他是说过类似的话，但不是那天，而是前两天。薛靖海便说，最近发生的事太多，而且每天晨昏颠倒，过得稀里糊涂，可能记错了。江勇刚没有喝汤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他确实没有喝当晚的汤，那是因为汤里面有豆腐，他有胆结石，不能吃豆腐。事后证实，他确实有胆结石，因为豆腐制作过程中使用石膏，石膏具有凝结作用，因此结石患者不能吃豆腐制品，属于医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