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新经济政策三
出口退税和低人民币汇率，都是免费奉送国外财富的错误解决方案，都是从表面上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但是，带来物质财富严重流失，导致更大的发展问题。
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增加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也就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也就解决了不能使用美元问题。
而且，增加了国内消费，让物质财富留在国内循环，才会保有财富。
物质是不灭的，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
低价贱卖，让物质财富大量流失，再等着换来的美元欠条不断贬值，从而损失更多物质财富，必然导致资源和物质财富枯竭，从而让国家陷入困境。
例如，能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但是，能源使用后会变成无法利用的废热，从而使资源减少。
我国能源的55%是煤炭，而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我国现有可用储量1000多亿吨，而现在每年用量达到30亿吨，还在高速增长，按照这个趋势，只能用30年。
由于我们每年通过国际贸易奉送的财富，超过了自己老百姓消费的财富，可以说，我们消耗的一半以上煤炭是免费为他人服务的。
每年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然后大规模奉送给国外，必然导致资源枯竭，从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
我们应该取消出口退税，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同时加大提供劳动者收入和福利，以解决生产过剩和物质财富流失问题。
我国的进口税税则中，每个税目同时列有普通税率和最低税率两栏。
最低税率的征税对象是那些产自与我国订有关税互惠条款的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的进口货物。
普通税率的征税对象则是产自与我国没有签订互惠条款的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的进口货物。
普通税率略高于最低税率。
分析一下我们祖先，就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到，我国自汉、唐至清前期，海关税基本属于朝贡性质。
近代我国关税始创1684年，设有粤海、闽海、浙海、江海等四个海关，对进出口货物接货价贵贱比例征税。
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关税丧失自主权。
1843年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进口、出口货物，均按海关则例议定税率从价值百抽五。
以后税率多有重议，除部分商品外，大部分进口货改从价为从量计税。
北洋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干预下，沿用清末关税制度。
1922年，因银价下落，经外国列强同意，改为按上海1921年至1922年间6个月平均批发市价为计税价格，仍按5%计征。
1928年，国民政府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固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自1929年2月1日施行。
1931年，实行固定税则，税目分为16类647目。
税率分为12档，最低为5%，最高为50%.1934年修订税则，税目有16类672目，税率为15档（包括免税档在内），最低为5%，最高为80%。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调整进出口贸易，统制进出口货物，制定了战时夫税政策，对医药、交通器材等实行减免税。
日用必需品按原税率的三分之一征收。
奢侈品与非必需品则禁止进口。
战后税则恢复1934年旧制。
1946年8月，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关税税则，对进口货物分别实行免税、减征、重税和寓禁于征的进口税政策。
二战战后美国加强对华全面渗透，课取在华种种减免进口税特权或优惠。
例如，1947年10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参加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规定对美货减免进口税的达110种。
非洲国家已开始认为主张渐进改革的我们要制定的共识，应取代歌颂震荡疗法的华盛顿共识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世界希望改革联合国的架构与功能时，非洲26国政府希望以我国为首，共同提出改革之道。
无可否认的，我国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开始震惊世界，欧美发达国家深怕我国将非洲的利益搜刮一空。
我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强权，经济持续的发展是维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近年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虽然带来巨额的总体财富，但也产生出新的问题。
两位数的经济成长加上有限的能源蕴藏量，让目前我国的能源生产只能满足不了国内需求，没有稳定的海外能源进口，经济将停滞甚至倒退。
国内的劳工失业若没有足够的就业管道，不断的民间抗争将直接挑战我们的政权。
面对这些压力，非洲广大的土地、资源与低度开发的市场在我国的投资下，能够输出农产品、能源到我国，并提供市场让我国商人进驻，使用我国技术人员开发基础建设，非洲能够减轻我国的经济发展后遗症，非洲提供了让我国继续崛起的力量。
然而我国的非洲之旅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乐观的人认为我国对非洲事务的积极将帮助开发更多的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水利、稀有矿物，为落后国家累积财富，整个世界将因此获利，冲突将因而降低。
但悲观的人认为，我国在非洲的崛起将带动各大强权为了争夺资源而爆发冲突。
“孩子，我们不怕，当初我的想法就是这样--除了暂时和美国不开战之外，剩下的国家谁敢挡道就消灭它。”
其实，非洲各独立国家政府非常欢迎我国势力的介入，我们不罗嗦，不会像欧美国家用民主、人权等议题作为投资或援助的交换条件，他们甚至卖武器、弹药给独裁政府，我国的非洲布局也开始凸显出非洲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矛盾。
究竟我国是想帮自己与非洲繁荣，并融入世界秩序的崛起强权，还是想拉拢这些国家而共同塑造出新的国际游戏规则？
若是前者，则国际社会应该正面鼓励我国积极的非洲外交，若是后者，则西方社会将起而抵制我国在世界的软硬实力。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并不绝对互斥，非洲的资源因我国的投资而被开发，除了让非洲获利，也增加了全球能源的产出。
非洲内部问题也因我国的军事涉入而提高了全球陆运，海运，空运航线的安全。
但是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在国际组织中或明或暗地抵制西方势力，一旦未来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发生冲突时，原来提升的全球利益，也可能因此成为我国的筹码。
例如部分人士担心，若白宫不对我们在西亚与非洲的能源外交进行反制，将来冲突发生时，美国的能源安全将因我国在能源输出国的高度影响力而受害。
我国的非洲布局除了在于获得资源外，更在于推广我们的政治、经济的价值观，拉拢这些国家的支持。
因此，西方国家开始关注这股趋势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有些人直接呼吁民主国家应挣脱民主、人权的紧箍咒，积极地与非洲打交道，非洲的土地、资源、与优越地战略位置让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有开始向维护国家利益屈服的趋势，国际秩序正因我国的崛起而产生微妙的变化。
历史上，霸权拥有形塑国际秩序的诱因与能力，不论我国的非洲布局目的如何，我们无法否认世界形式的确因为我国产生了变化。
“你分析的很对，等你二娘回来我们要开始新的部署，以后，帮助你二娘放手干，我支持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