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在探讨苏联解体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之时，总认为象印度、日本这样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存在共产主义党派，并不为奇。毕竟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陷入空前低潮的情况下，这些共产主义党派的存在与其说是一股政治力量，不如说是这些国家议会民主的一种象征和标志。虽然在印度，共产主义党派存在的时间并不短，影响力也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在象西孟加拉邦这样的地方政府内长期执政，可以说星星之火，生生不息，但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也导致了他们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形成燎原之势，却也遥遥无期。
  共产主义理论在印度的传播几乎与中国是同步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正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这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印度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土壤，一些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成员和国大党内的少数激进青年成为最早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人。其中作为著名、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的当数—罗易(mana
  anathroy)。这位出身于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及活动家，18岁就参加谋求印度独立的地下抵挡运动，而当1915年尝试发动武装政变推翻英国统治之后。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开始踏上了前往德国及中国上海寻求德国提供武器支持印度革命的道路，但是却均未能获得成功。据说他还曾在日本会见了在那里避难的孙中山，但是谈到民族解放问题时，孙中山提出了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把欧洲列强赶出中国和亚洲。罗易对孙中山的主张不予赞同。而孙中山还建议罗易从袁世凯的反对者手中购买武器用以协助自己的倒袁运动。
  1917年，罗易流亡墨西哥开展民族主义革命活动。由于与当地知识份子及政治领袖关系密切。罗易曾一度被选为墨西哥社会党总书记。十月革命后他转向共产主义，与当时在墨西哥的俄罗斯革命者鲍罗廷熟悉，并一起创建了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他受到列宁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民族及殖民问题的理论，甚至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方面理论的补充。罗易在这次会议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印度人在共产国际运动的一次颠峰，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处于襁褓之中。此后罗易在共产国际之中可谓春风得意，1920年他于塔什干成立印度侨民共产党。1922年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之后更一度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但是随后的中国之行，却成为了他人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拐点。
  1927年年初，罗易奉共产国际之命前往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不过他生不逢时，他4月初抵达中国，4月12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4.12”反革命政变，接下来他又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以及老友—苏共驻华代表鲍罗廷就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发生激烈冲突。5月31日，共产国际密电中共，指示中共发动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没收土地；渗入国民党内并组成可靠的武装部队。但罗易请与6月将共产国际指示未经许可给了国民党在武汉的领导人汪精卫过目，最终令汪精卫在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可以说这位印度人在华期间的所谓“指导工作”除了间接重创了中国革命之外一无所获。*曾说：谁促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1929年，罗易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国际。
  与罗易创立印度侨民共产党的同时，在印度国内，也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1922年间，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马德拉斯和康浦尔等地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罗易派回国的一些侨民共产党党员也成为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创建人。这些小组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很多刊物，如孟加拉语的《人民之声》、英语的《社会主义者》和乌尔都语的《革命》等等。共产主义小组的兴起，引起了英国殖民当局的不安。在“粉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叫嚣声中，印度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都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打击。
  而自从1920年印度侨民共产党成立之后，印度的共产党内部就存在着关于党的最低纲领和战略策略之争。党内斗争更是频繁激烈。在印度独立前后，印度共产党时而提出要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时而提出采取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推翻政权，时而与宣称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的国大党左翼结成统一战线。朝令夕改不仅使印度共产党空有千万民众的支持却一事无成，更最终导致了1964年4月，印度共产党的全国会议出现全面的分裂。最终形成以当时的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及以党的主席丹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两个“本是同根生”的共产主义党派便陷入了严重的内耗之中。
  印度共产党认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是新独立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先进的，但在农业中残存着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印度政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府，实行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印度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就是联合反帝反封建反垄断资本的力量，组成包括工人阶级、广大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民主阵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族革命，建立由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同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和相对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印共强调支持国大党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主张大力加强与苏联的合作，认为苏联是不结盟国家“最可靠的盟友”，是“世界和平的堡垒”。
  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印度国家是大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机器，印度社会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种姓、教派、部落制度的特殊混合体，反对印度共产党关于印度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认为印度面临的革命的性质是反封建、反帝、反垄断资本，争取民主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的道路应是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下层组成广泛的人民民主战线，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议会斗争，通过合法途径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改革，但也必须准备“应付一切突然事变”。在对外政策上，支持政府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赞同同苏联亲近。但更倾向于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以及“统一战线”的道路。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共（马）的很多党员因为拒绝污蔑中国为“侵略者”而遭到政府迫害，约有1300多名党员干部被逮捕。
  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空前的低潮使印共（马）和印共不得不进行反思，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是有关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印度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党的政策暂时出现了趋同的倾向，结成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印度左翼阵线在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和喀拉拉邦都拥有空前的政治影响力。
  而在中印战争的进程之中，印度左翼阵线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印度国内进行和平反战宣传的努力，并因此而遭到了曼莫汉.甘地内阁和印度军政府的严厉打击和血腥镇压。而在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印度共产党人还是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敌人并非是印度民众而是盘踞在新德里，一意孤行的印度军政府。在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耶丘的努力之下，印度共产党人利用其在印度东部的影响力，帮助中国军队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和社会次序，为战争最终的顺利结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印两国山水相连，中印两国的共产党人在历史上更多次并肩携手为了亚洲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大业而奋斗。左派政党是印度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支持中印友好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印度左派政党保持着密切交往，这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愿同印度左派政党扩大交往、加强交流、互相学习，也期待着印度左派政党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为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随着加尔各答的陷落，大批被印度军政府拘押的印度左派政党领导人重获自由。而面对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国内纷乱的局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建华在北京亲切接见了以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巴塔卡列为首的包括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全印前进同盟在内众多左派政党领导人。
  在会谈中胡建华赞扬了印度左派政党各位领导人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为中印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看到印度国内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试图凭借武力，挑起战争，称霸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地区，这一点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热爱和平的全亚洲人民所无法容忍的。而事实更雄辩的证明了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目前正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两国深化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双赢提供了宝贵机遇。双方应该洞察世界发展潮流，以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把握两国关系，抓住有利时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意图早已不言自明，除了要求印度吐出多年以来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领土之外，中国政府对印度并不没有过多的领土。即便是战略位置险要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中国军方也仅是暂时接管而已。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之上，中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以印度各邦为单位的四分五裂的国度。如果可能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左派政党可以发挥其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力，接管在中印战争之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印度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印度新政权。
  不难想象在中国政府核心领导层的心目之中，未来理想的南亚政治版图不应缺少一个继承新德里绝大部分遗产的社会主义印度。这个新兴的政权将在南亚政坛之上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对内而言，印度共产党将领导将近9亿人民最终解决困扰印度近半世纪的温饱的问题，对外社会主义的新印度将会与中国携手开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纪元，无论是以中、印、缅、孟四国为主构建的环孟加拉湾经济圈，还是未来由中国主动的环印度洋地区经济合作联盟，一个统一、富强的印度都将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虽然这个美好的蓝图要想变成现实，依旧需要中国政府和印度左翼联盟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毕竟只要印度左翼联盟首肯，那么他们将迅速接管昔日新德里所控制下的28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中包括：西孟加拉邦（拥有18个县、总面积8.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比哈尔邦（拥有37县、总面积9.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千万）、贾坎德邦（拥有18个县、总面积7.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6千万）、北方邦（拥有70个县、总面积29.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亿人）、查蒂斯加尔邦（拥有16个县、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2千万）、安得拉邦（拥有23个县、总面积27.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5千万）、中央邦（拥有45个县、总面积30.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千万）、拉贾斯坦邦（拥有32个县、总面积3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千万）、北安查尔邦（拥有13个县、总面积5.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0.8千万）、古吉拉特邦（拥有25个县、总面积1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千万）这10个主要的邦以及德里、昌迪加尔这2个中央直辖区。
  虽然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印度共和国的版图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可以说中国政府已经竭尽了所能。毕竟在印度南部是处于英国皇家远征军控制之下的马哈拉施特拉、卡纳塔克和果阿这3个邦以及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达曼和第乌、拉克沙群岛这3个曾经的中央直辖区。以及在战前中国政府许诺由泰米尔族人自治的泰米尔纳德以及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而位于南亚次大陆半岛最南段的喀拉拉邦目前正处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如果印度左翼阵营可以接受这一安排的话，中国政府将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支持。
  “北京方面正试图在新德里的废墟之上培养出一个和他们同样信仰共产主义的新政权。他们企图如果最终变成现实，将以为着这个星球上将有1
  3强的人口重新回到那马克思、列宁、*、格瓦拉曾经挥舞过的红旗之下。”面对着中国政府在如何处理妥善战败后的印度所进行的努力，华盛顿方面并非一无所知，面对中国试图扶植印度左翼政治力量的计划，一向对共产主义怀有深刻敌意的美国“鹰派”显现出了空前的不安。随着铁幕帝国的解体，大多数的西方资本国家都认定他们是这场世纪之战的最终胜利者，共产主义的幽灵终于不在游荡于欧洲的天空，虽然朝鲜、古巴、越南、老挝等国家依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在强大的西方眼中他们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顽石而已，如果不是中国的存在，他们几乎可以宣布共产主义的最终消亡了。但是随着中印战争的结束，他们再度看到自己恶梦的复苏。
  “我们的确可以用武力的手段阻止印度这个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极权者的手中，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否作好面对一场放大了无数倍的越南战争的准备了呢？”针对“鹰派”政治力量在国会内的煽风点火、鼓吹要在印度使用武力保障“民主”，迈克.李总统不得不悲观的向自己的同胞们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卤莽行动的预期。虽然在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之中不乏对中国远征军怀有深刻敌意的年轻人，但是美国军队的介入在对殖民统治有着切肤之痛的印度人眼中将是更将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虽然印度左翼阵线未必有控制全国的号召力，但是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印度人将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反抗美国入侵的行动中去，而与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糟的是，美国在印度并没有一个合适的代理人集团。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印度左翼阵线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委婉拒绝了中国政府提出的由其重组印度全国政府的建议，只希望在其原先处于执政地位的印度东部地区组建一个松散的社会主义联邦政府。这一结果后来在一些中国史学家的记述中被如此表述：“印度左翼阵线的行为几乎是在全国解放的前提之下，自己要求划江而治甚至退回陕甘宁边区。”而很多年之后当印度共产党元老—西塔拉姆.耶丘在回忆这段历史之时，依旧在他的个人回忆录《印度的曙光》一书之中不无遗憾的写道：“当2008年的新德里向印度共产党人打开大门之际，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却将这个无比辉煌的权力颠峰视作了空前可怕的陷阱。机会就在他们的畏首畏尾之中白白的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