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四国际金融家们的密谋中
沿着长长的奢华走廊一路走到尽头，就是汇丰银行的会客沙龙。
与外面的西洋风格截然不同，这个房间里面完全是东方情调的陈设——至少在托马斯.汉弗莱爵士的眼里是这样的：东方式的红木博古架上，陈列着绚丽的彩瓷、翡翠的鼻烟壶与象牙的观音像，松软的沙发前，摆着精美的斑竹小屏风，外观飘逸的高脚小几上，造型古朴的青铜香炉正飘散着淡雅的名贵熏香。墙上悬挂着几幅古旧奇怪的东方字画，飞舞的线条好似刀刻一样有力，斑驳的墨迹又仿佛历尽沧桑。
一个态度恭谦的华人仆役将他们迎进门内，另一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姣好的女佣，则用大托盘给他们端上了咖啡和苏打水。汉弗莱爵士熟练地将白色礼帽放在门口的托盘上，然后背着手悠闲地欣赏屋内的陈设和字画，耐心地等待主人。而孔祥熙则是很有些神情紧张，乃至于坐立不安。
——没办法，孔祥熙部长接下来将要交涉的对象，不仅仅是汇丰银行的代理人，香港银行界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中国在这个时代的幕后主宰者！
片刻之后，几位穿着时髦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华人和白人男子，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友好地向孔祥伸出右手——他们就是香港各大银行的经理人，或者说美英各大财团的在华势力代表之一。
接下来，这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就要代表各自的主子。在英国外交官汉弗莱爵士的穿针引线之下，跟孔祥熙部长讨论为蒋介石政权提供军费贷款，以便于遏制正在中国南方急速膨胀的赤色武装。恢复东方世界的“正常秩序”……同时更加深化对蒋介石政权的控制，从中牟取利润……
在一个世纪以后，有不少人幻想着要在民国时代当军阀，只要想办法拉起一支能打的队伍，占据一块比较有油水的地盘，再抱紧某一个或某几个列强的大腿，从他们弄来技术和资金。请他们帮自己培养人才，最终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就能拯救民族和国家……在真实的冷酷历史之中。这个幼稚的想法实在是可笑无比——民国时代的军阀，哪里是这样好当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代理人，又岂是这般容易做的？假如军阀之路真的可以救国，那么为何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一代人杰都没能成功？
且不说烽火燎原的民国乱世之中。就算是在国际环境相对和平的二战之后。那些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一手扶植起来的统治者，从伊朗的巴列维国王、韩国的李承晚，到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又有哪一个完成了复兴国家、拯救民族的大业？相反，那些努力打倒他们的反对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比他们做得更好。
后世的人们，之所以会对民国时代有着上述种种妄想，关键在于思想上的格局不够开阔。眼光也不够敏锐，无法透过那些表面上眼花缭乱的政治倾轧和军事斗争。来看透民国乱世的本质。
在这里举一个比较近的现代例子——卡扎菲死去之后的利比亚内战，明面上的表现形式似乎是各个部族之间的野蛮混战，甚至被某些人解读为卡扎菲余党的复辟，实际上却是围绕着利比亚最大的财源——石油，而在买办政府和部族武装之间进行的殊死较量。很多昔日反对卡扎菲的部族，眼看着如今的日子还不如过去，也纷纷追悔莫及，在此时相继投入到了反对新政府的战争之中。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全国性大起义，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买办政府，北约不仅投入了大量雇佣兵和特种部队，还派出战机轰炸利比亚起义军看似对自家狗腿子很讲义气。但问题是，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在卡扎菲倒台之后，吃相极其难看地吞掉了利比亚的大笔石油收入，害得利比亚新政府难以发放福利、安抚国民、收买各方割据势力，又哪里会让一个好端端的石油富国，搞到如今这般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程度？
同样的道理，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代理人，就是为了死命压榨中国老百姓，每年不断剪羊毛的，又怎么可能允许你积攒起足够的财富，建立起一支能够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二十世纪后期的日韩和东南亚四小龙，都已经把美帝在当成爹来伺候了，还不是照样被华尔街大亨们宰得欲仙欲死，生活不能自理？
更何况，既然你可以“挟洋自重”，那么你的部下当然也可以如法炮制。被你派出去学习先进技术的那些家伙，等到回来的时候，说不定早已变成了被洗脑过的定时炸弹，随时准备在外国主子的指令下掀翻你的统治——比如说，在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以美国人和蒋介石这样过硬的同盟关系，美国方面还要千方百计地扶植孙立人，从内部掀翻蒋介石对台湾的统治，以便于更容易地剪台湾人民的羊毛呢！
——几百年来满世界航海殖民的漫长历史，早已把欧美列强锻炼成了经验丰富的驯兽师，只要你贪图他们拿出的一口食物，乖乖进了他们的笼子，那么接下来再想要摆脱束缚，就堪称是难比登天了。
当然，轻松摆脱束缚的例子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如二战后的埃及就比较轻松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但这是因为有美国和苏联把枪口顶在英法的脑门上，逼着这两个落魄的驯兽师自己把笼子拆了，不然就要开枪爆掉他们的头……而之后的埃及，也是最终又掉进了美国的笼子……
言归正传，如果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的时代，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力量还很单薄的年月里，这种“挟洋自重”、武装割据的救国革命策略，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遥远的地理距离和信息传播的滞后，使得欧美国家对远东任何大规模干涉都异常艰难，“靠着洋人反洋人”的策略尚有操作空间。
但是，到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已经渗透很深的民国时代，这样的“曲线救国”就完全是一条死路了。
事实上，至少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西方列强就已经清楚，因为遥远的距离限制了自己对中国投放兵力的能力，所以仅凭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整个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而单纯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但无声无息的金融渗透，却远比船坚炮利的海军舰队更具威力。
所以，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西方列强认为直接瓜分和灭亡中国的代价太大，很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后果，因此最终决定以扶植一个俯首帖耳的傀儡政权，继续替他们“代管”中国，维持一个稳定的远东半殖民区为最优策略，以此来源源不断地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财富。
之后的中国局势，便彻底被西方列强，确切地说，是以西方列强为载体的国际金融势力所掌握。
虽然满清的毁灭和袁世凯的倒台，让帝国主义失去了一个能够稳定剥削全中国的趁手工具，但接下来无休止的军阀割据和分裂内战，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政治环境，从而导致民生凋敝，经济崩溃，民间财富开始不断涌入租界的外国银行，最终被转移到了国际金融家的手中。不管谁最终统一全国，获得的都只会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有任何黄金和白银等贵重金属充当货币准备金，金融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而政府财政也必然难以支撑，最后只得沦为傀儡，一举一动完全仰仗外国人的鼻息。
这就是为何近代历史上的中国，除了我党以外，几乎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是不卖国的——因为实在是由不得他们不卖。他们的政权在战火废墟中诞生，一时间没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就只能以国家权益作为抵押品，向外国银行借款，以便于能够维持政权的运转。可借款终究难以持久，并且这也会使得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在经济上的附庸，最终断送国家和民族的气运，从此一蹶不振。而若是赖账的话……就意味着战争！
在此期间，并不是没有人曾经想过要抗争，但局限于他们的眼光和见识，大多数人都看不清这样的世界大局，反而无数次在死胡同里面原地打转，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
终于，中国这个曾经辉煌千年的远东巨人，被掏空了财富，折断了脊梁。在剩下的那具腐朽堕落的躯体上，还站满了西方列强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或许会相互厮打，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腐肉，同时用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随时准备把中国人的任何反抗扼杀在苗头之中。
但它们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居然也会突然变成猎物，被某些开了外挂的中国人给一口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