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一摧枯拉朽的进军
1935年6月25日，南京，紫金山
在山呼海啸一般的呐喊声中，英勇的红军战士犹如潮水般涌过敌阵，一面面早已被硝烟熏黑的青天白日旗相继倒下，而一面面绘制着镰刀锤子图案的鲜艳红旗，则在各处山头上迎风猎猎升起。
刚刚开始不到四十八小时的南京之战，至此已经完全没有了悬念。
“……目前，国民党军队的紫金山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中山陵和明孝陵两处据点相继不战而下，但在紫金山天文台，还有大约一个团的顽敌在坚持抵抗，我军不得不使用重武器进行摧毁……
此外，如今还有少量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散落在城郊乡野坚持抵抗。粟裕同志准备在紫金山休整两天到三天，完全清理干净这些残敌之后，再对南京市区发起总攻……在此之前，平海号巡洋舰已经对南京下关码头进行炮击，以截断城内残敌逃过长江北上的退路，为下一步渡江作战减轻压力……”
设置在上海浦东的红五方面军司令部内，方志敏一边向诸位穿越者简述着最新的战报，一边在最新用3d打印机打出来的南京战场沙盘上，逐一移动着几面小红旗、小蓝旗。
在这个沙盘上，整个江南大地已经是一片赤红，而江北的运河以东地区，也同样被插上了红旗。
除此之外，在这个战场沙盘没有显示出的地方，工农红军的旗帜也在以惊人的速度狂飙猛进。
——当这一年的日历翻到六月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策划的“上海包围网”，已经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
虽然极度鄙视“支那劣等民族”的日本帝国。迄今依然没有把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核爆浩劫，与上海红军宣称的“秘密武器”联系起来，但这对侵华日军造成的沉重打击，却已经在战场上逐渐表露出来——倒了八辈子霉的“南支那派遣军”，先是在太湖战场遭受当头一棒，随即又一脚踏进崇明岛的绞肉机里，被打掉整整三个师团，硬生生地放干了血。如今虽然还保持着一个军的建制。却仅仅剩下了不到半个师团的兵力，重炮、坦克、飞机等技术装备损失殆尽，连弹药都消耗得所剩无几了。
面对这样的窘境，不肯服输的南支那派遣军先是企图拖人下水，用日军特有的“腹艺”，向参谋本部请求“作战指导”——即求援的隐晦说法。可惜如今的东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都已经被核爆和大火给搞成了废墟，参谋军官非死即伤。对外通讯完全中断，南支那派遣军就是叫破了喉咙也没人搭理。
就在这一片不详的沉默之中，最后困守在崇明岛上的日军第五师团弹尽粮绝，师团长小矶国昭中将在“奉烧”了军旗之后切腹自尽，残余日军则发动了自杀性冲锋，旋即全速“玉碎成神”了。
又过了两天。好不容易恢复了联络，但是对于江南战场的困境，军部眼下也是无可奈何——日本东端的东京都和西端的九州岛一起沦为炼狱，军工生产、物资运输、兵役征发等事务统统成了一团乱麻，连陆相、参谋总长和参谋次长这些手握大权的高官显贵。也是一个个非死即重伤，陆军上层机构早已彻底瘫痪。根本指挥不动各路兵马，也无法再协调指挥中国大陆上的战事了。
即使在参谋本部的幸存者里面，还有那么几个狂人想要咬牙把侵华战争打到底，可是站在这样一片焦土之中，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向中国大陆战场上增兵？兵员在哪里？弹药在哪里？后勤辎重在哪里？运输船队又在哪里？就算真能凑出这些东西，又为什么要丢到大海对面，而不是用于东京本地的救灾呢？
所以，在听着“支那共产军”沿着长江步步进逼的噩耗，极度焦急地等待了良久之后，位于南京的“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就收到这样一封令人心凉了半截的回复：“……自从富士山大喷火以来，关东各县已成炼狱，天皇圣驾亦遭惊扰。对于长江流域战场之窘境，军部一时也是无能为力，不仅援兵无处筹措，弹药给养也无法维持供给，且无船队可供运输，前方将士还请自谋出路，尽力现地调达粮秣……”
同样的道理，对于“南支那派遣军”请海军提供火力援助的要求，也被海军省给毫不客气地驳回了。
于是，彻底绝望的“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只得不顾汪精卫的一再哀求，在“南京无血开城”近四个月之后，于1935年6月5日黯然下令放弃江南据点，从镇江、南京、芜湖等地再次渡江北上，撤退到徐州、连云港一带，进行大幅度的全面战略收缩。而倒霉的汪精卫虽然见势不妙，却已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也只得一条路走到黑，带领一票党羽跟着日军撤出南京，到北方日占区去组建“流亡政府”了。
这样一来，当上海的红五方面军结束了崇明岛血战，开始发动大规模反击的时候，便惊喜地发现前方敌人已经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残余日军已经撤退，而被抛弃的南京国民党军队则陷入了内部崩溃：他们都知道在英法美日四国联军一起出手，都完全打不过赤匪的情况下，留在江南完全就是等死。
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中的一部分铁杆汉奸，选择了跟随日本主子渡江北上。另一部分死硬分子则再次背叛了何应钦与汪精卫，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前去武汉投奔似乎更加有前途的老主子蒋介石。还有那么一些心中怀有爱国情操的官兵，则一方面震慑于红军大破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联军的赫赫威风，一方面因为看到了中华崛起的希望而心驰神往。故而在地下党的渗透和工作之下，索性直接倒戈挂起了红旗。
总而言之。当粟裕率领红十三军团，胡天桃率领红十一军团，合计约六万生力军，从江阴、宜兴一线发起西线反击的时候，阵地对面的国民党军队逃的逃，降的降，几乎没能组织起任何有效抵抗——从无锡、常州、丹阳、溧阳，一直到溧水和镇江。整个反击行动都只能用一路势如破竹、沿途箪食壶浆来形容。
一直当红十三军团进逼南京郊外的时候，才遭遇到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较为激烈的抵抗。但是，随着南京防御部队的中坚核心，国民党中央军87师、88师的至少一半官兵临阵倒戈，至关重要的雨花台防线顷刻崩溃，据守紫金山阵地的顽敌也陷入前后夹击，在抵抗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即宣告崩溃。
此时此刻。首都南京已经犹如一个脱光了衣服的美女，完完全全地暴露在了红军的面前。
“……我看，如今的情况是兵贵神速，还是让粟裕同志辛苦一下，再加一把劲，趁着敌军一片混乱的机会。立即对南京市区发起进攻吧！后路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毛泽覃同志的红十二军团已经赶上去了。”
王秋和林深河等解放军代表商量了一会儿之后，转身对方志敏说出了他们的建议，“……虽然红十二军团在崇明岛损失惨重，目前仅剩不到一万可战之兵，但只是扫清战线后面的残敌的话。应该已经够用了！
很遗憾的是，此次攻克南京的政治意义。恐怕没有原先想象中的那么大——汪精卫已经在前天逃到北平，宣布将北平重新改名为北京，就此筹建北京国民政府。所以，两个国民政府和一个伪满洲国政府跟苏维埃政府对峙的局面，恐怕还要在中国继续持续一段时间，而各国外交人员多半也会跟着反对派一起撤走。
在这种情况下，工农红军不能等着南京城内撤完了才攻进去！因为我们需要寻找一些用得上的西方新闻记者，来见证下一枚核弹的发射！若是只靠苏联记者的报道，恐怕会嫌说服力不够……”
——事实上，诸位穿越者和红军领袖都没想到的是，此时没有选择撤退，而是留在南京等着跟他们进行接触的外国人，要比想象之中更加“大牌”得多。
南京，三牌楼娄子巷，德国公使馆
一面黑红两色的“卐字旗”，高高飘扬在使馆门前的旗杆上，再加上站在大门两侧、牵着大狼狗荷枪实弹的白人士兵，让这座建筑物矗立在一片混乱的南京市井之中，显得格外宁静。
德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总顾问，曾经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正站着使馆三楼的一扇窗前，听着远处呼啸的炮声，俯瞰着街道上混乱不堪的车流和人群。
此时此刻，被日本人和亲日派同时放弃的南京城，就仿佛一个被灌进了洪水的蚂蚁窝，仿佛每一个人都忙着往外涌。街道上到处都是塞满了行李的卡车，把城内那些富豪阔佬、达官贵人们积攒的各种家私往外转移。而许多对红军怀有恐惧心理的市民，也用棍子挑着包袱卷儿，扶老携幼地奔逃出城。
叫骂声、吵嚷声、哭泣声等等各种嘈杂的声音交织成一片，组成了某种灰心绝望的末日氛围。
眼神犀利的塞克特上将，甚至还看到一辆停在某个政府部门大院外面的卡车，在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因为每一个佣人都想抢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以至于互相扭打起来。还有不知死活的小偷试图趁乱抢劫，结果被卫兵当场开枪击毙，脑浆和鲜血都溅落到了电线杆上。
当然，面临着这样的混乱场面，同样也有人在用合法的手段发财——城里每一辆马车的租金已经涨到了十块银元，而汽车若是没有人脉关系的话，就算是拿再多的钱也租不到。除此之外，人力车、手推车、旅行箱、藤筐，甚至是扁担都被卖到了惊人的天价。就连最蹩脚的樟木箱子也能卖出两块银元。
除此之外，从各处城防战线上逃出来的溃兵队伍。也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大多数士兵都丢了军装，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一枝生了锈的古董火枪，似乎还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上帝啊！何应钦到底是从哪儿搜刮来这些不堪一击的部队，并且把他们驱使到城郊工事去打仗的？
正当这些战争难民和郊外溃兵们在街上挤挤挨挨、争抢着逃命的时候，一架在机翼上绘制着镰刀锤子图案的红军飞机突然飞来，从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虽然它并没有投掷下炸弹或用机枪扫射行人。但仅仅是洒下的雪片般的传单，就足以在这些早就沦为惊弓之鸟的人们之中，引发新一轮的可怕**。
塞克特上将举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久久地凝视着这架从未见过的飞机，直到它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下午好，将军阁下。可以冒昧地问一下，您刚才在看什么呢？”
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对独自站在窗前的塞克特上将寒暄道。
“……我在观赏一个国家的毁灭，并且叹息自己使命的结束。公使先生。”塞克特上将简洁地答道。
——自从1928年的第一批德国军事顾问抵达南京以来，德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就一直在努力帮助蒋介石政权建立一支德国式、亚洲版的现代化军队，也就是所谓的“德械旅”和“德械师”。同时还在中国长江流域初步建立起一套最基本的国防工业，使中国的军事实力达到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低标准”。
而塞克特上将是蒋介石聘任的德国顾问中资历最老、威望最隆、见识最广的一位，也是最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的一位顾问。蒋介石不仅授予塞克特总顾问的职位。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内代表委员长进行“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而且还规定，凡是塞克特在委员长官邸召开会议，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部长或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
此外。蒋介石还专门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塞克特上将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任“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的名义对各个部门发号施令，宛如南京国民政府的太上皇一般——每周二、周五上午十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校官员预约登记与西克特会面的时间，由于过时不候，诸位养尊处优的大小官员们被迫提前排队，成为了当时南京的一大景观。
作为对蒋委员长重视和礼遇的回报，塞克特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在军队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军事机关的整顿、特种兵建设等方面对前面几任顾问的做法进行综合、补充和发挥，对改进中国官员与德国顾问合作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办法。蒋介石看了建议书之后赞不绝口。
他为蒋介石提出的建军三大思想影响了蒋的一生。这三条是：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而蒋介石也差不多一直是这么做的。
接下来，在塞克特的提议下，国民党方面又根据军队每月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个“精确的后勤供应计划表”，据此向德国公司定购必需的军火器械和有关设备，进而加强了中德两国贸易，促成了中德双方《中国原料及产品对德国工业产品交易合约之实施》的签署——通过这一合约，一方面满足了国民政府对德国军火与工业设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纳粹德国整军备战工作对钨砂等战略原料的需要。
总的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比共产国际给中国红军派来的那位德国顾问，也就是李德同志要强得多了。然而，随着上海红军的异军突起，国民政府的分裂瓦解，以及何应钦的倒戈投敌，日本帝国军队的“南京无血开城”……德国军事代表团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东方事业”，也就全都戛然而止了。
——汪精卫上台组阁之后，第一件任务就是解聘德国军事顾问，以便于给日本顾问腾出位置……
于是，总顾问办公厅就此解散，塞克特上将带着诸位德国顾问军官黯然避居德国公使馆，一边发电报请求国内的下一步指示，一边则策划回国的途径——可惜此时的上海成了战区，沿着长江前往海外的客运航线被战火截断，根本买不到出海的船票。而前往北方的津浦铁路同样也断了。往西去武汉的班船倒是还有，但塞克特上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在那儿的蒋介石……所以，这批“德籍失业人员”就滞留了下来。
“……早在二月份日本帝国军队进驻这座城市的时候，您的使命就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将军。”
陶德曼一边如此说道，一边收拾起了办公桌抽屉里的几份文件，准备把它们丢进火炉里销毁——虽然纳粹德国并没有参加此次干涉中国革命、围剿中国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欧美联军，但也吃不准中国红军会对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敌人”抱有怎样的态度……尤其是在得知了美英法三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糟糕下场之后。
为了以防万一，德国公使馆一方面根据国内“与中国赤色分子进行尝试性接触”的训令，并不准备从这座即将陷落的首都立即撤退，一方面也在争分夺秒地销毁各种秘密文件，防止可能发生的泄密。
“……不，不，您搞错了我的意思，公使先生。”塞克特上将摆了摆手，“……我们来到东方的直接使命，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先生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以及相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而从根本上说，则是为了让中国能够抵抗住日本的军事入侵——现在，蒋介石先生虽然已经被赶出了首都，但他聘请我来中国的使命，也就是挫败日本帝国的进攻，却被他的敌人相当完美地实现了……您说这是不是很讽刺？”
他有些轻佻地撇了撇嘴，“……虽然如今的日军依然占据着大片的中国领土，但我不认为在失去了全部海军，并且连首都东京也被火山灰覆盖之后，日本帝国居然还有勇气把这场战争给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