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莫道空林此会轻
对于孙元起给出的两个选择，这群年轻人一眼就相中了“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corporation，简称gm）这个名字，对于德语的volkswagen完全接受无力。
怪不得当年杜兰特在明知已经存在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pany，简称ge）的情况下，——通用电气成立于1892年，由老摩根出资，把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汤姆逊豪斯登国际电气公司等三家公司合并组成——依然将以别克汽车公司和奥兹汽车公司为基础成立的新汽车控股公司命名为“通用汽车”，看来美国人民对于“通用（general）”一词真是情有独钟。
因为孙元起着急回国，当天杰米等人就找来律师，商定了成立新公司的重要事项。第二天一早，孙元起尚未动身，他的花旗银行账户上已经多出了100万美元。
放下孙元起一行从美国东海岸向西进发不说，且让我们把眼光转到万里之外的日本国东京都。
此刻在东京千代田区的一座茶寮里，十几个中国人正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桌上摆着的赫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自伦敦寄出的函件。
话说在清末，留学生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组织：
第一种是名为“游学生监督处”的官方机构，类似于今天大使馆的教育处，专门负责管理留学生的方方面面，总监督由出使该国大臣担任，副总监督则由学部和出使大臣共同奏派。
第二种是类似于同乡会的学生自发组织，一般依照省份来划分。同乡会对上承接游学生监督处的指令，奉命行事；对下调节各位同乡之间的关系，守望相助。各同乡会之间，既有联系，也有仇隙，大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意思。
第三种则是同盟会、宪政会、社会主义讲习会之类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以特定的政治主张为核心，吸收志趣相投的同志组成。他们宣传的政治主张都是不被清廷认可的，所以被驻外使馆严密监督、严厉打击，只能在地下活动。
中国科技学会欧洲支部成立大会结束后，便以会长孙元起的名义，向美洲、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寄送学会章程，建议他们成立相应的支部。这种信函没有什么忌讳之处，还要取得官方的支持和认可，所以便直接寄到了游学生监督处。
此时担任出使日本大臣的是李家驹，他向来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的信件，在他看来，和使馆经常接到的“同盟会”、“保皇会”宣传单差不多，根本没有任何打开的必要，完全可以直接销毁。只有看到“孙元起”三个字的时候，才让他忍住把信件扔进垃圾桶的冲动。
对李家驹来说，孙元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两人的仕宦经历存在太多的重叠之处：
首先，都在翰林院呆过。李家驹是光绪二十年（1894）恩科二甲第三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孙元起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老佛爷一时高兴，赏他做了翰林院侍讲学士。
其次，都曾在京师大学堂混饭吃。李家驹1898年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并与李盛铎等人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到1906年，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孙元起也是从1898年就在京师大学堂厮混，什么教习、会办、副主办都干过。
第三，都曾任湖北学政。李家驹在1903年由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北学政；孙元起则是1906年到湖北担任刚由学政改成的提学使。
第四，都曾任学部的官儿。李家驹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挂的是学部右丞衔；眼下，孙元起还是名义上的学部右侍郎。
现在两人还都是大清二品官员，或许这也算是一个共同点吧。不过李家驹的二品，是用出洋受苦换来的安慰奖，到孙元起这个国内实职从二品面前要低上一头。再加上人家背后有个大学士的叔祖父挺着，还真不好贸然得罪他。
所以李家驹只好皱着眉头打开信件，仔细浏览一番，似乎并无违碍之处。当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日本支部的事儿，自然不能由自己出面。按照惯例，派人请来各省留日同乡会的话事人，把信件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操办，这件事就算结束。
既然是上官交办的差事，各位话事人只好放下平日的纠葛，坐到一块儿商量。因此就出现了眼下茶寮的景象。
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动作非常干脆利落。他快速翻了翻随信寄来的学会目录，瓮声瓮气地说道：“兄弟是学军事的，对于科学什么的不大懂。只是，有必要成立这么多学会么？你们看看，什么数学会、化学会、物理学会、气象学会、天文学会、地质学会、地理学会、生物学会，一大堆，都有啥用！在兄弟看来，直接搞个中国科学会得了，何至于划分得那么细？当然，把兵工单独拿出来单列，这一点兄弟还是非常赞同的！”
“呵呵，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不是学科学的，这学会究竟是分是合，恐怕给不出什么更好的意见吧。至于这份名单，毕竟是百熙先生他们拟定的，应该非常权威。就算我们要做改动，也最好是请学习理工农医的人来做，不宜越俎代庖。”说话的是留日福建同乡会会长林长民，目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的。
说起林长民可能有些人不熟悉，但说起他女儿林徽因，想来大家一定不陌生。
同样在早稻田大学法律科学习的山东同学同乡会长徐镜心，说起话就没那么客气了：“不知大家看到没有，人家这个科学技术学会的工作是展开科学项目研究、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编辑出版科学刊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学科竞赛、开展普及工作、组织促进科学教育改革的活动等等、等等。不是俺看不起那些留日学科学的，他们都知道啥？在国内顶多中学堂毕业，就来到日本，先学外语，然后进专科学校，三两年工夫习得一点皮毛，就回去做教习、当技师，纯粹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能搞啥科学研究？
“再说，如今神州已亡七八，遍地腥膻，满街狼犬，国将不国，学好了科学技术又能干啥？还不是给满清鞑子做奴才、给洋鬼子做买办！在俺看来，别整那些没用的，大家应该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早日推翻满清统治、驱除外侮。等国家强盛、民族独立，再谈这些乱七八糟的不迟！”
在座的都知道徐镜心是同盟会会员，见他满嘴的激烈排满言辞，倒也不以为忤，甚至有几个人还在频频点头。
不过话说回来，和留学欧美的学生相比，留日学生水平确实不高。首先，自然是因为欧美的科教水平远超日本。其次，在欧美留学，学生一般都是就读于大学，差一点的也是大专，其中不乏剑桥、牛津、伦敦、柏林、哈佛、耶鲁、康奈尔、伯克利这类世界顶级名校。但留日学生一般是读专科学校，教育层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便偶有读东大、早稻田的，也多是政法、商科方向。
而且日本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在清末民初曾面向中国留学生大量开设专门的中国部、速成班。据1922年5月的一个调查，在日本72所大学及其直辖学校中，就有50所收纳中国学生。这些学校会“充分考虑”中国学生的实际水平，尽量精简课程，让学生早日拿到文凭。比如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部，规定本科修业年限为两年。还有更快的，比如弘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科、速成警务科、速成理化科等，半年、八个月就能给你发毕业证！
或许有人可能会觉得，日本友邦是考虑到中国学生水平不高，加上民智初开，需要大量师资，出于善意，才不得不用速成的办法来培养人才的。
但我们不妨用最恶意的心思来揣度日本意欲何为：他们利用此举，可以迅速培养了大批亲日人士，这些人普遍素质不高——水平高的话，谁会去念速成科啊！——他们凭借着日本颁发的文凭，回到国内，踏上政途，自然会向日本出卖利益；进入教育界，半吊子们的半瓶水，则会毁掉好几代中国人！
山西学生在日同乡会会长景定成，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保送到京师大学堂师范班读书，算起来还是孙元起的半个学生，见大家对于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日本支部的兴致不高，便替老师说了几句话：“革命自然是要搞，但科学技术也不能偏废。毕竟现在不同于往日，仅凭热血和刀枪棍棒是对付不了敌人的，我们必须还要有坚船利炮才行！再者说，李家驹那里还不得应付一下？”
“关键是怎么应付，”李根源皱着眉头，“眼下留日中国学生至少有六七千人，就算其中四分之一是学理工农医的，也有个不得了的数字！而且这些学生从北海道的札幌到九州的福冈都有，开个会，光是路费和住宿我们就折腾不起！”
“欧洲诸国应该比日本大许多，他们开会是怎么弄的？”景定成问。
徐镜心把信件里面的纸张从头到尾又翻看了一遍，摇摇头：“谁知道？这里面啥也没说！”
倒是林长民出了个主意：“在日留学生，大半还是在东京附近的。成立学会，我看不如就从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东京蚕业讲习所等学校里面找些人，先把架子拉起来。既然是草创嘛，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何况以后如何，谁有说得准呢？”
众人听了，不由连连点头：“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