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〇润物无声春有功
当天晚些时候，孙中山在饯别会上的讲话稿就被陈训恩送到了孙元起的案头。
孙元起看完，弹了弹那几页纸：“说起借外债，别人或许还不知道他意中所指；但要说到现今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还有谁比得过我？中山先生这番讲话，恐怕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陈训恩点点头：“大人所言极是！此次同盟会在内阁中势力尚不及我们新中国党，作为党首，孙逸仙难免会有怨怼之情”“。但话说回来，内阁总理唐少川不仅是袁项城的亲朋故旧、大人的大学校友，也是他们同盟会的会员，如何组建内阁他心中自有成算，与我们何干？”
孙元起道：“如今南北和议刚刚达成，中山先生主动让贤，引得全国上下一片赞誉，同盟会也随之名声大振。这次同盟会在内阁中吃了闷亏，就算他们想找袁项城的麻烦，也不可能选在这个时候，免得让人怀疑他们是在挟恩求报，然而总要找个发泄的对象。我们新中国党改组未久便在内阁异军突起，一举占据三个席位，在同盟会看来，分明是我们强占了他们的位置；而且敝人、张啬翁、汤蛰翁等都曾在清政府任职，正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如此想来，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也在情理之中。”
陈训恩问道：“大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元起微微摇了摇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陈训恩迟疑片刻又问：“什么都不做？难道就任由同盟会诋毁中伤我们？大人，我们现在可是非比从前！别说在内阁里随便搞点小动作。也不用在广播报纸上散布消息，只需我们在军火、药品上拿捏同盟会一下，就够他们好好喝一壶的了！”
孙元起道：“我们之所以要放同盟会一马。首先是我们不能与同盟会反目，倒不是我们实力不敌同盟会，又或者不敢与同盟会结仇，而是因为袁项城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一直怀疑我们新中国党在内阁获得三个席位，而同盟会仅仅占据两个，是出于袁项城的授意。目的就是要挑起我们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好让他渔翁得利。既然这样。我们自然不能让袁项城称心如意。
“其实是我们不必与同盟会反目，因为在我看来，同盟会未必就能把我们怎么样！”
“哦？大人为什么这么说？”陈训恩好奇地问道。
“你认真看看中山先生的讲话内容。”孙元起把那几页纸递还给陈训恩。然后接着说道，“在这番讲话里，中山先生提出了‘社会革命’理念。所谓‘社会革命’，除了重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里的‘平均地权’。就是号召同盟会上下在精神上开展启蒙运动和在物质上大力兴办实业。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提？毫无疑问。他是注意到了敝人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认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般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推广教育和兴办实业。《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既然找到了成功秘诀，他们便要有样学样，准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陈训恩顿时大点起头：“不错、不错，大人所言极是！好在我们已经洞见一切，自然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大人觉得我们该如何应对？”
孙元起道：“我们以不变应万变。”
陈训恩想了想说道：“也是！大人创办经世大学。据说前期投入数千万两白银，同盟会想办学校。哪有那么多资金供他们挥霍？大人所兴办的实业不仅技术精密，而且还有专利保护，就算同盟会想模仿也模仿不来。若是他们自不量力，只怕会落得个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孙元起道：“如果中山先生真的有志于投身教育、实业，困难并不是很多，也未必不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比如彦及你刚才所说的资金问题，其实就很好解决。袁项城为了安抚他，特地授予他‘全国铁路督办’的职衔，他完全可以用修铁路为名向袁项城要钱，也可以成立铁路公司向国内士绅募股，还可以拿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款。
“有了钱以后，再来兴办一些见效快、收益高、技术含量低的实业公司，接着以盈余扩大生产、兴办教育、发展民生等。三五年时间，便可以取得粲然可观的业绩；十年之后，必定能够富甲东南。只是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上下未必有那么好的毅力，能够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做上那么长时间。甚至他们都没有耐心在一旁等上三五个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导层，大半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比如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谈论兵法滔滔不绝，被同侪认为是同盟会中第一武将；结果在汉阳保卫战中，被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差点爆出翔来。其他会员也大半是言语胜过行动、热血超过才能，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指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办教育、兴实业，还不如相信母猪能上树！
在真实历史中，孙中山就曾以修铁路为名向袁世凯索要了不少钱，结果铁路没建一公里，那些公帑也不知所踪。
孙元起又说道：“相对于投资实业，兴办教育更需要魄力。毕竟实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年投资或许明年就能获利。而教育呢？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可能有些夸张，但十来年时间总是需要的。像兴办中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获利，还要不断往里倒贴钱。可是谁也无法否认教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家民族！”
在亚洲，几个典范的西式民主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萎靡，而不少强权统治的东方式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却都迅速富强起来，无数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略，那就是经济发展前期的快速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正如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本名“桂小五郎”可能更为中国人所熟知）所说：“我国（指日本）人民与美国人、欧洲人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有没有受过教育。”所以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倡导全民教育，在几十年间就创造出一个没有文盲的社会。日本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随后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也都遵循这一范式，在经济腾飞之前大范围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后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相比之下，菲律宾、印度等国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都非常低下，很多贫穷的少年儿童得不到正规的教育，无法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只能一代又一代沦落在佣人、贱民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兴办教育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