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往事悠悠君莫问
山田纯三郎道：“最后一个是眼光不可比。十五年前，孙元起不过是个初出茅庐不名一文的教书先生；十五年后的今天，居然拥有如此显赫的权势，归根结底在于他超凡脱俗的眼光。详细说来，他的眼光不可媲及主要体现在三点上，一是识人。
“袁世凯起家的班底是前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建立的，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清光绪八年（1882）驻扎朝鲜之时；而孙逸仙革命的班底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成立于我东京都的同盟会，更早则可以上溯到1894年成立于美国檀香山的兴中会。两者皆有自己坚实的班底，经营达二三十年之久，而且各有凭恃。袁世凯凭恃的是北洋精兵，在前清政坛纵横捭阖；孙逸仙依靠的则是反清秘密会社以及海外洪门，在中国民间和海外华人中颇有影响。
“而孙元起呢？麾下的将领在十多年前不是地位低贱的仆役奴婢，就是负笈求学的弱冠青年，尘土一般的人物，谁能想到十多年后会成为都督、师长、旅长？但是孙元起就那么慧眼识珠，把他们从普通人之中挑选出来，送到我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然后回国执掌军队，进而夺取大权。从目前来看，这些人还算称职，至少能牢牢掌控住手中的军队和地盘。这也足以证明孙元起的识人之明。”
明石元二郎插话道：“山田君，既然那些人都是我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想来对我大日本帝国抱有一定的好感。如果适当加以联络的话，你觉得他们能否像孙逸仙一样为我所用？”
山田纯三郎答道：“只怕很难！孙元起对于他们恩同再造，而且他们现在位高权重。似乎没有理由要改换门庭。当然，次长大人的提议倒是可以试试，成功了，对我国大有益处；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反正是利无弊，何乐而不为？”
明石元二郎微微颔首：“山田君请继续！”
山田纯三郎又接着说道：“他的眼光不可媲及第二点是体现在识物上。像味精、广播、薯片、胸衣、方便面等，本是世间可有可无之物。但被他发明创造出来后，很快便大行其道，成为日常的必须。像电灯、汽车、自行车等。本事世间已有之物，但经他点石成金后，马上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紧接着便占据垄断地位。好比米国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t型车。第一年产量就达到10660辆。创下了汽车行业的最高记录，未来光辉前景可以想见。
“谁知随后孙元起参股的通用汽车公司便推出了‘宝马’系列轿车，无论在外观、性能还是在动力、价格方面都远远超过t型车，致使福特公司的汽车销量迅速一落千丈，甚至危及到其他所有汽车公司的生存！所以以福特公司为首的一大批汽车公司积极游说米国国会和政府，准备以违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由，对通用汽车公司提起诉讼。
“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则是飞机。明治三十六年（1903），米国的莱特兄弟制造出了第一架依靠自身动力进行载人飞行的飞机‘飞行者1号’。并且获得试飞成功。当时各国新闻都曾予以报道，但绝大多数人都把它视为一种大玩具而没有加以重视。然而孙元起得知消息后。却马上命令经世大学组建飞机研究所，投入了大量精力研制各种类型的飞机。
“时至今日，中国对飞机的研究水平已经远超世界各国，不仅建立了全球第一家航空公司，在各大城市间从事邮递和客运服务，而且研制出数种能在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飞机，很可能改变将来的战争形势。比如在前不久爆发的外蒙冲突中，孙元起仅出动两架轰炸机对科布多城、乌里雅苏台、库伦等进行轰炸与威胁，就使得外蒙不战自溃闻风败逃，最终还是靠露国出面才勉强扎住阵脚。”
明石元二郎叹息道：“飞机确实是近代战争利器。若是当初日露战争时我大日本帝国能拥有此等武器，何至于阵亡那么多忠贞的帝国勇士？”
山田纯三郎道：“飞机问世不过十年时间，各国都才刚刚关注飞机的研制，中国只是先行一步而已。古语有云：‘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次长大人只要提议军部和帝国大学一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加以研发，一方面借鉴中国的经验，相信我国很快就会迎头赶上的！”
明石元二郎道：“军部和帝国大学方面已经花费巨资从中国购买了数架样机，正在对它们进行拆解仿造，应该很快就会取得进展。不过支那出售的飞机肯定不是他们最先进的水平，经世大学的科研水平又远胜我东京、京都等帝国大学，要想迎头赶上，就必须要以各种方式借鉴支那的经验和成果。只是经世大学飞机研究所西迁至陕西之后防范更加严密，军部已经牺牲十多名优秀的谍报人员，依然没能渗透进去。如果山田君以后得便的话不妨多加留意，看看有何良策，免得将来‘黑船事件’重演！”
“哈伊！”山田纯三郎恭敬地答道。
明石元二郎道：“请山田君继续刚才的高论。”
山田纯三郎这才接着说道：“孙元起眼光不可媲及的第三点则是体现在识势上。孙元起留学回国之初，正好赶上戊戌变法，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却缺乏师资，他凭借着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以及米国公使的推荐，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大学堂，成为其中的物理教习。
“随后，他发现世纪初物理学面临的巨大机遇，开始积极撰写各种论文，发表在欧、米著名期刊上，很快他便在科学界声名鹊起，引得世界各国的大学、研究所的热烈关注，纷纷邀请他出国讲学。明治三十三年（1900）夏天，孙元起以访学为名离开中国奔赴米国，非常巧妙地避开了发生在北京的巨变，而且藉此在国外捞足了名声。
“次年夏天他又返回中国，或许是预测到庚子国变对西太后思想上的巨大冲击，回国之后便迅速筹办如今举世闻名的经世大学，并大量编写刊印大中小学的教科书。转过年，清廷下诏大力兴办西式学堂，此时孙元起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由他出面主持各种章程的制定已经成为必然。于是他也摇身一变，从学者变成了官员。
“成为官员并不是他的终点。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开始在经世大学成立小规模的士官教导队，对经世大学以及附属中小学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便随时召集起来组成军队；并在经世大学挑选合适的人员，送到我国陆军士官学校培训，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乱局。据孙逸仙透露，明治三十七年（1904）他与孙元起曾在美国三藩市见过面，那时他便已经向孙逸仙提出掌握军权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孙元起一边积蓄力量、提高名声，一边静静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出现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冬天，中国满洲地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鼠疫疫情，在众人畏葸退缩之时他却主动请缨北上。正是凭借着这次剿灭鼠疫的行动，使得他麾下的兵力完成第一次集结，并合法装备了武器，完成了实战训练，为来年的军事割据做好了前期准备。
“次年，也就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国先是四川发生民乱，随后湖北发生军事叛变，形势岌岌可危。孙元起通过运作，以内阁大臣身份而兼任四川总督之职，随后率领手中的兵力南下，趁清廷不备，一举夺得陕西、山西乃至四川、甘肃的控制权。接着又改组预备立宪公会为新中国党，在国会中抢占席位。两措并举，使得他迅即成为中国最大的实权派之一。
“从他这十多年来的履历来看，几乎每一步都正好落在恰当的位置上，没有半点蹉跌，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局势的精准把握。包括这次他救护宋教仁，也体现了这一点。一两次把握局势变动并非难事，难的是每次都能把握。所以孙元起在识势上的眼光不可媲及！”
明石元二郎道：“山田君对孙元起了解居然如此深刻，而且从言辞中可以看来，你对孙元起非常推崇啊！”
“正是如此！”山田纯三郎毫不掩饰地答道，“不过属下在了解和推崇的同时，更多的是忧虑和担心，因为这样学术、名声、财富、眼光都不可及的中国当权者，显然并非我大日本帝国之福！即便没有发生宋教仁逃遁之事，属下在事毕之后也会建议次长大人把孙元起列为头号目标加以对待的。”
明石元二郎眼睛中闪过一道凶光：“那就请山田君尽快设法除掉他，以免后患！”
山田纯三郎微微欠身：“请次长大人见谅，只怕短时间内很难除掉孙元起。因为两年多以前，他在东北防治鼠疫的时候曾遭遇过一次刺杀，差点伤重死去，自此以后他的安全防卫工作就变得极为严密。我们急切间很难下手，还请次长大人从长计议！”
明石元二郎似乎有些遗憾，旋即换了个话题：“得知宋教仁逃遁的消息，孙逸仙有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