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七章 务虚的问题（三）（5K更新~）
第五百一十七章务虚的问题（三）
就在毕文谦暂时停顿，组织语言准备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电话那头的黎华出声了。
“师父，等一下。”
“怎么了？”毕文谦一愣。
“我这边在录音，磁带快走完了。等我们换盘白磁带……”
“哦。”
毕文谦耐心地等着，只听到电话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随着“咔”的一声，黎华似乎把新的磁带放进了录音机。
“师父，也许……莫干山会议里的那些青年学者，不一定都是学术与实际结合上有问题。就像你说的，78年的考察团归国之后，得出了我们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了的错误结论。在你之前，是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结论在国内是默认的主流意见。如果不赞同这一点，那时候多半根本上不了莫干山，即使上了莫干山，也不敢直接提出反对这个结论的意见。而在一个根本错误的前提下进行分析，之后的论断和药方，又怎么可能会成为良药吗？”
黎华的声音依旧在温婉中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待她说完之后，张世德沉默了几秒，无力地摆了摆手：“过去的错误，我们必须承认，承认之后，更应该检讨经验教训。但就像毕文谦说的，不可一日不拱卒，我们也必须向前看啊！小彭，先听你师父说下去吧。”
“嗯，首长说得是！”
毕文谦仿佛看见了黎华乐呵呵点头的模样。
忽然，王京云插言道：“文谦，其实，关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问题，黎副经理和鹏哥，这两年也在各地有过不断的调研和思考，他们也积累了不少心得和尝试。不过，由于你一直很忙，除了零散地和你提过不少之外，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给你看过……”
毕文谦笑着抬手止住了他的话。
“王京云，那些，用不着急着我过目。我不是强调过很多次前人的箴言了吗？理论结合实际。我谈的东西，除了和音乐有关的之外，绝大多数都只是理论上的事情，做不得准的。黎华和万鹏，也包括你和刘三剑，你们这些频繁接触实际事务的人，才有资格判断对错。”说着，毕文谦调皮地抬起右手，用中指在电话的壳子上敲敲，“黎华，我之所以敢把话说上天，是相信你在把事做落地。”
黎华听了，只在那边哼哼地笑：“师父，你继续说吧！首长很想知道你的想法，我也在认真听。”
“嗯。”应了一声，毕文谦慢慢深吸了一口气，酝酿了一会儿，“……就像黎华说张常委说过的，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这个不如，从调动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去看，是正确的论断。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普及的教育程度还停留在比较初步的阶段，有很大比例的人，知道全民所有制的国企是属于全民，包括自己也有一份，一直以来接受的宣传也是国企的建设是为了每一个人服务，但这个服务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并不清楚，劳动创造的财富的去向，他们并不了解。而在价格双轨制发酵了几年之后，很多人对此，渐渐产生了疑问。”
“相比之下，所谓大集体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不属于全民，而是企业内部的那一部分人民。格局小了，视野低了，却也更容易看清晰了。集体所有制的人能够更明白地认识到自己的劳动创造的结果——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自然，主人翁的意识就更加的强烈，主观能动性也就更好的调动起来了。”
“不过，这些差别，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去未来里，并不是重点。”
“以前，我就对黎华和万鹏说过，我们国家现在国企的诸多毛病，起因是1960年苏联突然撤走专家。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苏联当初的援建计划，是新中国至今所创造的发展奇迹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苏联突然撤走专家的行为，也无异于标准的半渡而击。我们依照援建计划，制定了跨越式发展的计划，结果走到中途，原本的建设被迫停顿或者半停顿，原本的计划，自然也就没办法达成了。一个已经铺开的烂摊子，我们不得不接受，不得不在此基础上努力应对，承受代价。”
“回首那段历史，从感恩的角度说，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从埋怨的角度说，没有苏联，也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
“无论如何，我们左右不了苏联领导层那种老子党的作派，只能自己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重创，做出了各种努力，让中国当时没有经济崩溃。但全局代价，是不可避免的。59年到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看过具体的气象资料，相比其他年代的平均水平，其实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了，那绝不是自然灾害能够盖棺定论的。那三年农业减产，本质上，是我们国家为了避免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崩溃而选择了牺牲农业，单从农业的格局看，是妥妥的**，而从全国经济的格局看，却是奇迹式的成就。如果要比喻一下的话，可以这么说：苏联以为自己一剑把我们捅了个透心儿凉，结果却发现我们只是手上骨折了。”
“经济层面的重创可以通过牺牲农业来缝缝补补一时，但接下来为了剑拔弩张的世界气氛，不得不进行三线建设，我们的工业建设虽然在横向上转移铺开了，但产业升级扩展却基本停滞了。等时间到了68年，新中国建国以来新生的人渐渐成长起来了，原本按照计划，将要投入工业化建设的人口会有爆炸式的增长，但我们实际能够提供的工业岗位，却远远不能满足。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被迫出现了。”
“我看过资料，上山下乡的概念，是从苏联54年发动的城市青年垦荒运动中学习而来。55年开始，就有小规模的青年志愿者开始了尝试。这本来并不是问题，反而是一件好事。但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却在扩大化中变味儿了。很多正在读高中，或者初中毕业，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孩子就被动员下乡了。这么做，有什么好处？第一，可以保证本就在艰难中建设的国企不受干扰，继续保持高速的发展，保障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可以把初级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观念大规模地传播到偏远的农村去，尽可能地让全国尽多的地区，从封建时代的社会科学水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成就，为今天，也为将来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移风易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停留在封建时代的观念的人口只适合农业国的生产需求，对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基本是负担。”
“然而，只有初中学历的孩子，自己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都是二把刀，这样的群体，又怎么可能完美的完成传播先进文化的工作呢？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勉强的任务。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过程中，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闹了多少荒唐，随便去问问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可以获得丰富的回答。”
“总的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很不完美却有着伟大成就的社会运动，它将为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而上山下乡的运动，其中最大的社会成本，是那个年代的城市青少年的个人前途。对于当事的城市青少年来说，这场运动的本质，受教育水平顶多只有高中的他们，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明白。他们只能发现，还在懵懂的自己，一转眼就离开了从小熟悉的家庭和环境，到了条件艰苦得从前根本不曾想像的农村，简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仅是令人恐惧的今天，更连明天的希望也看不到。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残酷的他们来说，对于自己的牺牲的意义并没有深刻了解的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值得怨恨的事情了！但对于国家来说，相比同时代的农村青少年的基数，城市青少年不过是少数。这是小成本做大事情，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的政府，拥有为了将来牺牲当代的气魄的领导集体，做这样的选择，根本不可能过多犹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从来都不仅仅是纸上的诗篇。”
“所以，两年前我就建议过，上山下乡的事情，应该发扬光大，但绝不能再扩大化了。参与的人，应该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而不是未成年人；参与的年限也必须要明确，绝不能把人家一辈子摁在偏远落后的地方。”
娓娓说了许久，毕文谦端起玻璃被喝了一会儿水，喘了喘气。
“啊，张常委，对不起，又有些跑题了。”
“言归正传。大集体虽然在调动主观能动性上比全民所有制有着优越性，但大集体本身，有着不少先天性的不足——首先，大集体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上山下乡返城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做的妥协，是国企实在接收不完才不得不成立的企业形式。那些知识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很多并不能满足工业化的工作岗位的要求，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才行。现在的多数国企自身都因此形成了人浮于事的不良风气，经济效率不断下滑——大集体里的人，基本都是被国企通过各种方式选剩下之后的人，他们的平均素质和人员结构在建设和竞争中，起跑线上就落后了。第二，大集体的生产资料本就是国企提供的，国企不可能把自己最先进的东西给大集体，能给的，往往都是折旧的设备。第三，国企能够勉强给大集体相对落后的生产资料作为起始的资本，但具体的流动资金，却不可能充足提供。”
“也就是说，相比国企，大集体的人员技术不足，编制构成冗员，生产设备落后，运作资金缺乏——这些，是多数现象。从实际经济效率来说，现在的大集体，根本不可能和传统的国企相比拟。”
“所以，张常委，我们在思考具体的经济改革时，要充分考虑问题的来龙去脉，认清此刻问题的全貌，不能为了求一个结果而低估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具体地说，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但如果为了这个，无视大集体的劣势而提倡大集体的话，那将在全局上得不偿失。”
忽然，电话里黎华“嗯”了一声：“那么，师父，你觉得，现在该怎么做呢？”
噗……都说了这是务虚了好不好？
然而，黎华的软语，毕文谦无法拒绝——他几乎恍惚看见她正坐在自己对面，睁着明亮的眼睛，前倾着身子，直勾勾地望着自己。
“……黎华，你应该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咱们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有一句共识——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管不过来，所以我们制定政策，只能从扬弃的方向做文章。老鼠是什么，好猫会有怎样的结果，让企业们真正明白这两点，统一认识，统一目标，才是关键。”
“扬弃？”张世德不禁出声追问，“具体说说。”
毕文谦看向张世德，却叹了一口气：“张常委，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遵从经济规律，但绝不能只着眼于经济领域。即使由我来设计办法，我首先着眼的，也不是国内。”
“国外？”
“没错。现在的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不是正在进行乌拉圭回合吗？我们中国不是应邀积极参与，也派了代表去吗？回归创世会员国的地位，是我们在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需要做到的目标。所以，我们国内的经济改革，必须至少在解释上，有一个符合这个目标的自洽的逻辑。”
“和仍然非常重视血统的其他文化圈不同，我们中国社会现在，有着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官本位思想是非常落后的，但相比血统论思想，官本位思想却又是极其先进的。在生产力足够发达之前，我们必须接受和应对官本位的思想存在的现状。所谓接受，就是让那些在经济建设中取得被人民承认的干部，获得行政级别的提拔，并且这种提拔要公开的和他的发展经济的成就联系起来；所谓应对，就是要在制度上规范干部的一些行为作风。”
“不过，很显然，在具体的生产力水平下，行政编制的规模和结构，是有限的。超出了限度，就是冗员了。”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两件事，第一，评测和估计各级政府的管理能力，或者说数据集散和处理能力；第二，给不同行业领域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排序。”
“在这两件事有了一个初步结果之后，我们可以公布将要对国内进行分级的消息，除了涉及国家生存、经济命脉和未来的产业，其他的，都将在分级计划中。不涉及分级的国企，首先进行一场员工业务水平考核，采用末位淘汰制，把已有的冗员挤出来，全部安排到万鹏那儿去。万鹏之前不是提出了，鹏华公司要在全国招人吗？到了那边，这些人原本的编制和级别在档案上保留记录，具体的工作岗位和待遇，按照鹏华那边具体的情况安排，不服从安排的可以采取军管。同时，鹏华公司每年集中安排一次业务能力考核。业务水平越高的，可以给予越高的待遇和行政编制级别，水平低的，自然就要降低，水平最低的，只保障最基础的生活标准，甚至可以不发工资。鹏华公司只保证考核标准的公正公开，以及考核过程的公平。”
“虽然这话听上去有些冷酷，但包含了一项改革：一线产业工人的技术等级划分，也将完全纳入行政级别的系统之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之前提出的地顾委体系能够成立，那么将来，一个顶级技术的产业工人退休之后，可以成为顾委的候选人。一个一线工人如果从事了一个行业，那么他就能通过自己的业务水平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他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待遇，是和同级别的干部同等的——既然人们的官本位思想不可能短期内扑灭，那就让每一个行业里做出成就的人都有相应于不同程度的官员的待遇，也许目前我们无法让各行各业都如此，但至少在工业领域内，我们至少要努力做到，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口号，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
“在保证了重点产业的国企不会因为冗员问题而影响效率之后……不，即使出台了这样的政策，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还是很可能执行不好——那些冗员本就是当初在各找各妈的原则中塞进去的，凭什么你家孩子还留着我家孩子被清退？所以，我们给予一个清退的过程，的确是给这么一个丢下包袱的机会，而那些没能抓住机会丢下包袱的国企，必然在今后的竞争中落后——国家落后，就会挨打，企业落后呢？很简单，被人兼并。对于不参与分级的国企，政府只制定公开的经济和建设目标，进行公正的考核，考核的结果，同行业之间，排名最靠前的一批企业，将获得排名最靠后的一批企业的领导层的人事任命权，前者的总体行政级别上调，后者的总体行政级别下降，甚至，在能够保证管理效率的情况下，前者可以申请彻底兼并后者，清退他认为不合格的员工——只要在兼并之后，整个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超越了为兼并之前两个企业的总和。那些被清退的员工，可以选择到鹏华公司去，也可以选择自主择业。”
“而对于参与到企业分级的企业，注意，这里就不仅仅是国企了，全中国除了具有外资的企业之外，全都包括。首先立法规定，这些企业，国家天然固定占股50%，如果有其他国企，比如银行另行投资所占的股权，则分开另行计算。在此基础之上，本来是国企的，默认是一级企业，本来是大集体的，默认是二级企业，私营和个体所有制的，默认是三级企业。今后，就不再提所谓民营这种模糊和稀泥的字眼儿了。中国的企业性质，要么是所有人民拥有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要么是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要么是个人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这样的划分，就足够了。”
“对于这些存在于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行业的企业，我们可以采取另一套相对温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