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2章 后勤之历史
兰黎明之所以对后勤下了死命令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中华军对军事后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领悟，尤其是联勤副司令苏紫中将还有相关的专著问世。
1560年至1660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革命时期，其特点，首先在于欧洲各国军队人数的巨大增长。
1567年，西班牙阿尔巴公爵镇压尼德兰的叛乱时，只带了3个旅团 ，每个3000人，外加1600名骑兵，但已给人以声势浩大的印象。
只过了几十年，西班牙弗兰德军队的人数，就动辄以数万计了。
16世纪后半叶法国胡格诺战争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战，双方人数大体上各为10000至15000人，而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和瑞典各以30000人以上的军队进行的会战就屡见不鲜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在其武功达于顶峰的1631-1632年，各自统率的军队已远远超过10万人，及至三十年战争的后期，各国已不能保持这样庞大的军队，但大约在1660年以后，军队人数又继续增长。
1643年的罗克洛会战，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王国被仅有22000人的法国军队打得大败，而30年后，法王路易十四已能动员12万人来对付荷兰了
。
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军人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少低于15万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比法军略微少些，约14万人左右。这两支军队的战时编制更大得多，法军在其军事活动达到顶峰的1691-1693年，人数达到40万。
1709年，在马尔普拉奎特战场上，就已经有8万名法军对11万名英荷联军这样大规模的会战了。
还可以引用更多更确切的数字，但都只能证明一个公认的事实，即1560年至1715年期间，欧洲各国的军队逐渐扩大，人数增长了许多倍。
随着军队人数的增长，伴随军队的辎重也大大膨胀起来，与阿尔巴公爵进军荷兰时所率领的精干而组织良好的军队不同，17世纪初期的欧洲军队都是一些臃肿笨重的团体。一支部队，假定为3万人，后面跟着一大群妇女、儿童、仆役和随军商人，其人数相当于部队实力的50-150%。 部队无论开往何处，都必须拖着这条巨大的尾巴。
当时的军队成员，大都是一些没有根基、军外无家的人，因而他们的行李，特别是军官的行李，占着极大的比重。
1610年荷兰拿骚的莫里斯出征时，随军的942辆大车有129辆被指定用来装载参谋人员及其行李，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可能同样多的编外车辆。
总而言之，对于这个时期的军队来说，平均每15人摊到1辆大车(每辆大车2-4匹马)是很普遍的事情。在特殊情况下，当有必要尽可能使部队在一个格外长的时期内保持自给能力时，大车的比例可能还要增加一倍。
例如在1602年莫里斯的布拉班特战局期间，为伴随其24000人的部队，竟然集中了多达3000辆的大车。
鉴于这种由兵员、妇女、仆役和马匹组成的游牧部落日益增大，研究其给养补给方法是饶有兴趣的。一般说来，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由雇佣兵组成。
军队发给士兵的，除军饷外，几乎再无他物，士兵不仅要用饷银购买每天的食物，而且还要购买被服、装具、武器，有时还有火药，当然，他们为此常可得到连长预支款项的帮助
。
如果国库按时支饷，军官又能老实发放，只要军队能够相对稳定地驻扎在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这种补给制度也能相当正常地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组织正规的市场，由军需官管理。
军需官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总司令负责，其职责是查明可以供应的物资，掌管做生意用的房舍，并实施价格管理和质量监督。
军队同地方居民之间的贸易，一般按自愿的原则进行，如果预计某项物资将发生短缺，就可能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比较富裕的士兵抢购存货仅供其本身使用。
众所周知，这种制度有着无穷无尽的弊病，几乎对任何有关的人都绝无好处。但是笼统地说，在这种制度下也没有什么显然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一旦军队必须离开其常驻地进行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建立市场需要时间，又不能指望地方农民来保障部队，除非部队行进缓慢，并有长时间的停顿，这也是常有的事。
赚钱的希望可能引诱某些大商人，正确的说法是随军商人跟随部队行动，但商人及其货车却使军队的尾巴更加增大，而且，其存货也不可能用之不竭。
如果是在本国或盟国领土行动，有时可派粮秣官打前站，以组织城镇货源，并建立市场，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军队连续几年反复使用同一些行军路线，那么，可以组织常设性兵站，筹办并发售士兵所需的一切物品。
另一个在行军中保障军队补给的方法，就是安置士兵到沿途城乡居民家中住宿，除空房、食盐和灯烛外，还可指望居民以收取现金的条件提供其他必需品。
当然，这种办法并非经常都有良好效果，士兵们往往既要吃饭，又不付钱，甚至还要拿房东的东西。
另一方面，当时还没有一种后勤制度能够保障一支军队开入敌国领土作战。的确，在进入我们这个时代以前，还未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制度的必要。
自古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过就是让军队掠夺其所需的一切，有组织的抢劫是一种常规做法，而非例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