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9章 军种军事长官会议
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军种军事长官会议的工作情况。
每个月的10日上午10点，军种军事长官会议在总参谋部二楼靠近呼伦贝尔湖边的一套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们的负责会议事务的主要助手们，即所谓负责作战的参谋长们，提前半小时开会，尽量处理掉一些次要的事情，然后参加军种军事长官们的会议。
负责作战的参谋长一般都是各军种的中将，他们在各军种的参谋部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年内，他们在这个会议系统中，担负着日益重要的任务，代替军种总司令处理许多次要的事务，并在总司令们研究重大问题之前，作好初步的准备工作。
会议的会议室约长28米长，宽24米，墙壁涂上一层令人讨厌的芥末色，这种颜色是总司令们在雨天光线暗淡的情况下所不幸选择的。
军种总司令们坐在削去了两头的椭圆形桌子周围，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海军和空军代表坐在陆军，海军陆战队，特殊作战部队和联勤部队的对面。
战略部队和另一个副总参谋长坐在桌子的一头，他们的对面坐着两名负责会议记录的军事秘书，这样，参加会议的通常有12人，他们是正式的成员，但还可以邀请外人列席会议。
事实上，各军种总司令们要求总参谋部或其他机构的专家们参加会议，并以他们的特长帮助解决问题，是很常见的现象。
会议的会议议程通常在两天前分发，议程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由三军对国防部长、联合司令部及特种司令部的职责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发展武装部队的长期计划，由于这些计划而产生的对人员和后勤的需要，新式武器系统的作用以及这些武器的装备部队。
对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计划。
有关海外司令部的作战问题。
以及会议建议国防部在裁军，限制原子试验等问题和与国防部有关的类似的国防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立场。
正式开会前几小时，军种总司令们都从参谋人员那里得到一份关于会议议题的简要报告，为了便于和各自的参谋长们区别，那些提出简要报告的参谋被称为第十人，他们对其上级所持的最后主张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每个军种总司令都必须警惕自己变成第十人俘虏的危险。
第十人通常是能干而又热情的年轻军官，经过训练，能在上级面前毫不畏惧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我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空军参谋长（中将）在开会时收到了一张纸条，他笑着念了出来：“如果总司令想要修改第四页第二行，尽一切力量反对他。米克少校。”
第十人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要大胆地提出来，但军种总司令和参谋长不应为他们的意见所束缚。
会议研究过的大部分文件很快得到了处理。然而，也有一些文件可能列入会议议程达数周之久，这些文件的涉及面通常很广，关系到三军的长期计划。
会议的工作量很大，并且还在日益加大，从1957年10月6日到1959年3月31日，共处理了2977份文件。
一般人都认为，军种总司令们意见不一致，是平常的事。但是，根据我的记录，在这些文件中，有2954份都是一致通过的，只有23份文件意见不一致，然而，这23份却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
应不应该允许陆军掌握中程弹道导弹？
应该储存哪些类型和当量的原子武器？
应当赋予军种总司令以什么样的职权？
军种司令部应怎样组织和配备参谋人员？
应否优先发展小型战术原子武器？
应该如何使用反导导弹和中小型地对空导弹？
是否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可以用来输送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
应否修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以便更加强调爆发有限战争的可能性？
就会议所考虑的问题的范围而论，指出可能得到它们考虑但却没有被考虑的一些问题，是有趣的。
首先，在国防预算方面，会议没有规定的责任，它虽然负责草拟和向国防部长提出与编造国防预算有关的军事需要，但是作为旁观者，却没有参加预算的实际编造工作。
然而，国防部长盛建文将1960年的预算交给会议的行动表明，国防部长已经越来越感到有让军种长官们同意他的最后预算的需要。
在过去，军种长官们不完全了解全面的国防预算，因此不能提出有份量的意见，现在可以指望进行重新的考虑，以便让他们在编造预算时发挥较积极的作用，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统一安排军事需要、军事预算以及由预算所支持的各军种的计划。
军种长官们没有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拟定或执行作战计划并随时召开特别会议。
这些职权通常属于海外联合司令部或特种司令部的司令，就拿1958年7月琉球共和国独立后的登陆为例，这次活动的计划和具体组织都是由隋建勇海军上将负责的，他以特遣部队司令的资格直接向会议报告，并由后者批准他的计划和保证他获得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军队和补给品。
当会议了解了隋建勇海军上将有了正确的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手段后，就坐待他的行动，并准备在他需要帮助时，随时插手进去。
今天，假如在海外任何地方发生战争，会议的作用实质上就和琉球共和国登陆时的作用相同，但在发生较大的事件时，它就可能大大扩大它在国内的活动，即组织动员和使预备队作好战备，以增援负责作战的海外指挥官。
会议的组织具有任何委员会制度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各军种的军事首脑参加这种委员会，可以使国家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广泛的经验得到利用，这样，我们最重要的军事计划就会反映出了解本军种和本军种优缺点的人员的意见，他们对国防部长的建议都是负责的，并且保证了计划的现实性。这些计划主要是由负责执行的人员制定的。
另一方面，会议在解决争执时，具有任何一个委员会所具有的缺点，它们在采取行动前，必须考虑和调解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又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消除不同的看法。
例如，1958年，议会授权改组军种军事长官会议后，我们曾对总参谋部的重要职位在三军中的分配，争论了数月之久，才达成协议，当调解失败后，就需要时间准备向国防部长提交争论的问题。
我经常认为，我们在处理每天的议事日程时，过于拖拉，这大概是因为委员会很少具有一种迅速处理事物的个人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却是司令官或参谋长在处理本司令部工作时所具有的优秀的品德。
此外，既然有不同意见的参谋长能长时期地阻止在一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因此，就很难强迫他们考虑不适合于一个或几个军种情况的问题，甚至当国防部长指示进行这种考虑时，他们可能说一些无聊话以资回答，使一些根本性问题模模糊糊或者不能完全解决。
过去解决分歧意见时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历，是促成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迟疑不决的另一个因素，因为，文职首长在接到必须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的有分歧意见的文件时，往往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所以参谋长们不仅常常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寻求妥协的办法，而且还要清理一些长期积压的有争执的文件。
类似空军司令部和我们战略部队应当保持多大的规模等棘手问题，可以而且已经被搁置了几年之久，如何正确地组织军事司令部，是我参加会议这一机构时就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但至今仍未解决，如果袒护参谋长们，我们就可以说，在他们上面的决策机构的微不足道的成绩使参谋长们灰心丧气，不愿直截了当地清楚说明矛盾和迫切要求对分歧作出最后的裁决。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记住，军种军事长官会议是一个咨询机构，它们不能决定这些问题，决定政策是文职领导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