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也喊穷?
唐代公务员的收入并不算太低,除了工资,还有润笔费、赏赐等额外收入,这样足以保证衣食无忧,如果像白居易、王维一样脚踏实地干它二三十年,整一套像样的房产当是小菜一碟。然而,有很多高级干部身居庙堂,甘当“穷人”,过着一贫如洗、缺住少穿的生活,让妻子儿女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
升官发财,似乎是一部分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梦想,而在唐代前期止至开元盛世,政坛倡导的倒是节俭的金钱观,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不断颁布“尚俭”诏书,一些高官带头响应,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戴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玄宗时期的宰相杜暹“以公清勤约自将,亹癖为之,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以终身。”这类高官以俭为荣,坚守做人底线,拒绝灰色收入,靠死工资养家糊口,从而沦为“饿不死、撑不住”的一个群体,从人品上征服了后人,使简约之风波及唐朝诸代,如唐德宗时期的财务高官刘晏临死时家里“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这类人都成为后人景仰的廉政楷模。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思想境界更高的施善撒钱型高官,他们视金钱如粪土,每月领到的工资,交给老婆的是最简单的吃喝开支,剩余的金钱则撒向了民间弱势群体,涌现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道德模范。玄宗时期的宰相李元纮家里房子破旧,穿着俭朴,出门办事总骑一匹老马,他的钱,就资助了比他更困难的亲朋好友。宰相卢怀慎是最有名的穷人,他的家,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他所得的禄俸,随时分给了困难群体。唐懿宗时期的宰相刘瞻“所得俸,以余济亲旧之窭困者;家不留储,无第舍。”这类官员辞世时大多是“裸死”,留给后代的,没有一分钱的储蓄,只有做人的品行。这种穷,是无私的穷,他们不吃肉,是为了让别人吃到肉,自己甘愿喝汤,是为了让别人少喝汤。
在唐代,“裸死”高官的勤俭奉献而穷一度成为社会时尚,影响了一批有家底的高官。手头有钱的官员心理上一度非常矛盾,他们放着钱不敢花,只有存起来,压到床头的某个角落,表面上看起来不舍得吃肉,但他们并不一定吃不起肉。魏征一生节俭,生活清贫,宅无正寝,素褥布被,最爱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普通的醋芹,可据不完全统计,魏征得到唐太宗的赏赐,至少有约5600匹绢,奖励的现金和其它实物折合约一百三十五万钱,仅赏赐一项,相当于当时二品官170多年的工资收入。有这么高的收入,魏征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舍不得买,这令人想到了两个字:装穷。
如果从当时的大环境和魏征家庭情况分析,这种“装穷”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随太宗多年,干的大多是“咬人”的活儿,着实得罪了一批被咬的人,如果在花钱上再出风头,必定成为群起而攻的对象,魏征“装穷”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规避风险。另外,魏征的老婆裴氏是有名的贤内助,生活上精打细算,从严要求,魏征有钱不是不敢花,而是花了怕老婆不愿意。魏征如此“装穷”,不仅保全了自己,和谐了家庭,还名垂青史,这样的“装穷”应该是高智商的人才做得出的。
像魏征一样,为了明哲保身而“装穷”的高官,唐代还真不乏其人。唐玄宗时期的宰相牛仙客,被史书称为“清勤不倦”,他谨小慎微,花钱抠门,俨然不像有钱人。实际上,他床头的箱子里,塞满了玄宗赏赐的财物,可他独善其身,怕生是非,赏赐的东西发了霉,他就是不敢挥霍享用,而是如数存放,妥为保管。如此看,为了自身在政坛的安全而“装穷”,颇为费心。这类存钱不花的高官可谓藏富于家,他们平时的生活虽然很穷,但他们的存折却很富有。
不管怎么说,以上三类穷官的财富来源是正当的,丝毫没有不法痕迹,凭自己的硬工夫挣钱,不管存钱不花“装穷”也好,乐善好施真穷也罢,都是无可厚非的。令人鄙视的,倒是通过“装穷”的小把戏,掩盖见不得阳光的私人小九九。与卢怀慎等人相比,盛唐四贤相之一的姚崇就多少有些不实在,他虽为“开元盛世”出了不少力,历史上好评一片,没有杂音,但他似乎也在“装穷”。
姚崇的家很偏僻,原因是长安中心地段的房价高,买不起。为了上班方便,他又在皇城周围租了间小房子,玄宗知道后,非常感动,为他在高档的四方馆开了房间,他没有敢居住。姚崇舍近求远购置房产的做法,绝对不像有钱人做的事。他的清廉,让后人佩服不已,有对联为证:“三朝为相,惟奉廉慎为铁则;一生重节操,只将俭约传子孙”。
姚崇作为三朝宰相,除了工资收入,也曾被武则天赏“白银千两”,被玄宗“赏绵帛三百匹”。他的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以“我爸是宰相”为由,接受请托,为别人跑官要官,撸到了不少银子。后来他通过权术摆平了此事,但儿子所收财物并没有吐出来。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临终前将田园家产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分得了一份,并响亮地提出,要薄葬。一个家庭,三人挣钱,还有外快,生时租房,死时薄葬,他究竟想掩饰什么?显然,他是怕儿子的事抖出来而东窗事发。这种通过“装”来掩盖污点的穷,似乎不算光荣。
魏征、牛仙客、姚崇之类的高官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装穷”还算有智商、上档次,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富,别人都认为他们很穷,此种装穷,算是精品。唐代最不成熟、最幼稚的“装穷”,当属唐代宗时期的御史中丞崔宽,他家底雄厚,生活奢侈,在皇城南面建有漂亮的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京城的官员百姓都知道,崔宽是一个富人。
有一天,崔宽得知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的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又目睹京兆尹黎干出行的车骑由百余减为十骑。核准事由后,崔宽跟着打胖脸充胖子,组织一班人马,偷偷砸毁了自家的豪宅,瞬间由富豪沦为穷人。原来有个叫杨绾的当宰相了,这个人“累任清要,无宅一区,所得俸禄,随月分给亲故。”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穷人族”。崔宽自毁豪宅史书说是“人心自化”,这未免有点太夸张,其实他是怕显露家底官场上吃亏。如果杨绾是一个明白人,他应该清楚,长安城里除了崔宽自己认为自己是穷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富人。
梳理一下唐代高层的“穷人族”,其实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坚守底线清廉型、乐善好施撒钱型、存钱不花自保型、掩盖污点权术型、掩耳盗铃幼稚型。这些高官,有的是真穷,有的是装穷,有的是造穷。有的穷,是为了别人,有的穷,是为了自己。有的穷,值得敬仰,有的穷,值得同情,有的穷,实在下流,有的穷,令人捧腹。透视这帮“穷人族”,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如果拍一部名为《唐代高级穷光蛋》的电视连续剧,相信精彩的历史故事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视率。